大陆新儒家的政治诉求（第5/13页）

但是康晓光不赞成以自由民主主义救治中国。他根据世界银行和透明国际的数据，对一部分国家的民主化程度与经济增长、腐败指数的关联性作了一个比较统计。结论是，“民主化的程度与十年平均的GDP增长不存在统计上的相关性。也就是说，‘民主化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这一论断在统计上是没有根据的。再看腐败问题，统计分析的结果也是如此，即民主化的程度和腐败指数不存在统计上的相关性。这意味着‘民主化可以遏制腐败’这一论断在统计上是没有根据的。基尼系数和民主化的关系也是不相关的”。那么，什么东西决定着腐败的程度呢？康晓光说：“不是民主化程度，而是经济发展的绝对水平……经济发展的绝对水平这样一个变量，控制着政治腐败的程度。同样，正是经济发展的绝对水平控制着贫困发生率。这意味着，成功的经济增长有可能‘自动’解决腐败和不平等问题。”

另外，民主不能解决平等问题。“从来就没有人民当家做主这回事。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美国不是，中国也不是……美国和中国一样，都是那些强势集团支配着一切。”

康晓光认为，假如中国实行民主制度，中国的问题不会缓解或是消除，正相反，中国已经取得的成绩，如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等，还有可能丧失。因此，“中国应该拒绝民主化，民主化是一个祸国殃民的选择，中国应该选择‘儒化’，也就是说，根据儒家的精神重建中国社会。”“现状不可持续，又不要自由民主主义，中国不是走投无路了？天无绝人之路。还有更好的替代方案，那就是‘仁政’……对于中国来说，既能保留现实的优点，又能克服现时的缺点，非‘仁政’莫属。”

康晓光说，仁政属权威主义的范畴，它是一种仁慈的权威主义。在仁政里，谁掌权呢？康晓光说，是儒士共同体，即践行儒家理念的贤人。所谓儒士，即坚持儒家理念的知识分子。这个群体能够实现道统、学统和政统三者统一。“要确立仁政的合法性，就必须建立儒家文化的霸权。”

他说，儒家反对多党制和全民普选，“因为儒家坚持实质性的不平等原则。儒家承认平等原则，但这仅仅是一种可能性，即在‘人皆可以为圣贤’的意义上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但是，在现实中，儒家认为人和人是不平等的，人和人之间有贤与不贤之分。儒家认为，大德应该统治小德，大贤应该统治小贤。也就是说，只有贤人才配拥有统治权”。再说，“老百姓也不仁”。因此，儒家坚持“治权”只能属于儒士共同体。康晓光的仁政不采纳“人民主权”论，拒绝多党制和全民普选。他没有说最高领导人产生的具体步骤，但提到了最高权力怎样更替。他说，谈到最高权力更替规则，首选应该是儒士共同体推举，其次是禅让，再次是革命。

康晓光提出，仁政应建立三种机制。一是开放的大众传媒，即新闻自由。二是行政决策咨询机制。把政治行政化，用行政吸纳包容政治，执政者听取各种意见，吸纳精英。三是法团主义机制。实行结社自由，允许人们按不同行业、职业组织起来，形成工会、行会等各种功能性社团。政府通过与社团领导人沟通，达致共识，共同贯彻执行。法团主义提供了劳动自治和阶级合作的平台。

康晓光说，市场经济使财富脱离了权力控制，大众通过社团可以维护自己的利益，言论自由可以对权力实施制约，外部力量也会对国内造成竞争压力。所以，只要有市场、法团主义、新闻自由、对外开放，仁政就能够跳出黄炎培的（兴亡）周期律。

从上述基本原则来看，康晓光的设想的确与蒋庆、张祥龙的设计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