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新儒家的政治诉求（第4/13页）

梁漱溟对传统中国等级制度的精确评述，有助于人们理解蒋庆政治儒学的真实内涵。这种尊卑秩序，是实行传统皇权主义的必然选择，不知蒋庆以为然否。

蒋庆提出，复兴儒教的战略分为上行路线和下行路线。上行路线即是上面所说的进入政治权力中心，下行路线是在民间社会中建立儒教社团法人。他主张首先必须走上行路线．因为上行路线是儒教形成的正途。

儒家文化特区说

大陆另一位新儒家学者张祥龙认为，蒋庆的上行路线过于激进。张祥龙赞同蒋庆的政治儒学及复兴儒教的想法，但张祥龙在《重建儒教的危险、必要及其中行路线》一文中说：“今天的仕途早已被西方传来的党派政治和西式大学培养的‘管理人才’把持，儒家这条最重要的上行路线已基本上被堵死。”“所以，寄希望于当政者实现‘意识形态的转轨’，让儒家进入政治权力的核心，甚至立儒教为国教，殊不切合实际。”“就我们的视力可及，还没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改变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全球化潮流。”另外，也“没有理由期待实行下行路线的儒教会繁荣兴旺”，因为“儒家教育在现代的西化教育格局中只能是边缘的、辅助性的”,“现今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也不会容许儒教的社区建设有大的作为”,“再者，孔庙和儒教在民间的宗教功能，在现行体制中恐怕也远比不上其他宗教，尤其是那些已经在这方面磨炼了数千年的传统宗教。比如，对于解脱生老病死这些人生苦难，儒教对于普通民众有什么超过佛教、基督教甚至道教的地方呢？”8

怎么办呢？张样龙提出了中行路线。所谓中行路线，就是在中国设立若干儒家文化特区。在特区内，“以家庭和家族的聚居为基本社会结构，以农业为本，士农工商皆有，三教九流并存。”在特区内，“以手工业为主要的加工方式，以自然或半自然的中医及整体疗法为主要的医疗手段……历法改用农历，纪年用干支或以孔子诞辰为始点。教育则全面有机地复活传统的耕读传统和科举考试，学习内容与科举考试的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同时加入东西方文化（含哲学、文学、历史、科技、社会科学等）的比较”。

在这样的特区内，“儒教的人间生活化和亲子本源的特性、修身齐家治国的特长都会得到充分发挥”。同时，特区领导层的权力，也可以体现蒋庆所说的政权三重合法性，即民意的、超越的（神圣的）和文化传承的合法性。

张祥龙说：“这条中行路线是可行的吗？实现之后会有重大的复兴儒家文化乃至传统中华文化的效应吗？回答是肯定的。它肯定要比上行路线容易实现，因为它不意味着一个民族、国家的整体生存方式的全面转轨，也不一定意味着现行执政党的特点的消失，而只意味着已经实行的‘一国两制’向文化维度的推衍，或生物保护区思路与实践的文化转移。换句话说，建立儒家特区或保护区是一种不与现代化主流直接对抗的边缘建构，付诸实行的可能也就比较大。”

由儒士共同体实施仁政

大陆还有一位新儒家康晓光，多次演讲并发表文章，主张儒化，呼吁在中国实行儒家仁政，建立儒教。不过，康晓光提倡的儒教，要比蒋庆、张祥龙的儒教开放一些。2005年，他的演讲和文章合集为《仁政》一书，在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出版。

康晓光对现实中国持强烈批判态度。他说，今天的中国，为政不仁，为富不仁。“为什么每隔两分钟就有一个同胞自杀？为什么每十五秒钟就有一个同胞自杀未遂？难道答案还不清楚吗？这个世界没有温情，没有道德，没有正义，有的只是赤裸裸的弱肉强食。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强者剃白骨，弱者为鱼肉’来形容今日的中国一点都不冤枉它。中国人啊，我们是不是应该想一想，这样的社会有什么权力存在？它怎能够让人留恋，让人向往，让人热爱？所以，我对现实秩序的评价是‘不公正’，而且是‘非常不公正’。”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