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新儒家的政治诉求（第12/13页）

2011年8月11日，《南方周末》第31版发表易中天的文章《儒家的限政只能是徒劳——再与秋风先生商榷》，批评秋风的儒家宪政说。

易中天说，秋风看好的汉武帝恰恰是个皇权主义者。汉武帝采取很多措施集中央之权于皇帝，比如在宫廷之内另设政府叫内朝，权倾中外，架空外朝（政府），以便乾纲独断。后世的集权、专制、独裁即由此开始。这样一个人怎么能搞宪政？董仲舒明确主张中央集权和舆论一律，力主把“邪辟之说”消灭干净，用国家意识形态一统天下。这才有了罢黝百家独尊儒术，也才有了文字狱。这是宪政还是专政？汉武帝和董仲舒谈不上“对秦制发动了一次根本性改造”。汉承秦制倒是历史上的共识。至于天意，皇帝愿意听你的，你就是代天立言；不愿意听你的，就是妖言惑众。易中天说，就君臣关系而言，春秋时期的大夫，与君主的关系是非亲即友，是帮忙的；秦汉以后的官员，与皇帝的关系是非奴即仆，是打工的。秋风所谓的“君臣共治”乃是一相情愿的想象。郡县制的核心是中央集权，皇帝拥有绝对的治权，但他做不到把天下所有事情都管起来，这就要雇人打工，于是有了各级官员。正如清朝满族官员见了皇帝自称奴才那样，君臣关系是主仆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儒家的宪政有多少可能？把君臣关系变成主仆关系的是谁？是董仲舒，因为他提出了三纲五常。君为臣纲这个东西一出来，就从根本上杜绝了儒生抗衡皇权的可能，世界上哪有网眼抗衡网绳的？因此就是要服从、顺从。可以说，董仲舒摧残了儒生的精神和灵魂。当然，这些官员也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把皇权当成命根子。皇权是皮，官员是毛。没了皇权，怎么捞钱？因此，维护皇权是官员们第一要务。

易中天的结论是，限制皇权是指望皇帝自觉，是一相情愿；以气节对抗强权，是得不偿失；用忠诚换取限政，是南辕北辙。因为你越是忠．就越得顺；越是顺，就越会助长皇权。结果是“风波亭”，是“袁崇焕”，是儒家得寸，皇权进尺。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

易中天认为，对于中国历史仁愈演愈烈的专制独裁，儒家既“有所阻拦”，也“推波助澜”，可谓“功过参半”。因此，独尊儒术，不如博采众家。道家讲自由比儒家多，墨家讲平等比儒家多，孟子讲尊严也比孔子透彻。不必一叶障目，只在儒家这一棵树前守株待兔，应当放眼整个中华传统，发掘“尊严和自由”的资源。

2011年8月11日，《南方周末》第28版还发表了清华大学教授秦晖的文章《“改朝换代”与君主和平立宪的可能》，批评秋风的儒家宪政论是无根之说。秦晖说：“秋风先生最近说儒家是主张‘封建’的，而‘封建’就包含有‘宪政’，中国传统是尊奉儒家的，因此除了秦始皇时的短暂例外，在秦以前和汉武帝以后似乎从来就有‘宪政’。他这个论证链条除了古儒（注意不是汉武帝之后的法儒）主张‘封建’大致不错，其他几个环节都靠不住。即便在英国，‘封建’本身也并不是宪政（包括安茹王朝时那个大宪章，现在被渲染得很神，其实它与近代宪政并没有逻辑关系），否则都铎式王权、英国革命与光荣革命都无法理解了。而‘汉承秦制’后的中国，实际上搞的也不是古儒主张的那一套，不是‘封建’，当然更不是宪政。不过秋风先生的意思如果是说长期‘封建’传统下比较有可能向宪政和平过渡，那倒是真的。但遗憾的是，中国并不具备这个条件。”

1 陈明：《文化儒学：思辨与论辩》，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第131页。

2 景海峰主编《当代新儒家》，三联书店，1989，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