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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我的话吧。”

伊图尔比德在十二月初带着将军给乌达内塔的两封信离开，其中一封说他、威尔逊和费尔南多是将军最信赖的人。伊图尔比德在圣菲待到次年四月，去向未定，乌达内塔却被桑坦德分子阴谋推翻下了台。伊图尔比德的母亲坚持不渝，终于让他得到任命，在墨西哥驻华盛顿的使团当秘书。他后半辈子默默无闻地担任公职，再也没有听到有关他们一家的消息。三十二年后，哈布斯堡的马克西米利亚诺在法国武力支持下当了墨西哥皇帝，收养了伊图尔比德家族第三代的两个男孩，定为他那昙花一现的王位的继承人。

将军托伊图尔比德带给乌达内塔的第二封信请他把以前的信和今后收到的信统统销毁，以免这段灰暗的日子留下痕迹。乌达内塔没有照办。五年之前，他向桑坦德将军也做过类似的请求：“无论在我生前死后，请您不要公布我的信件，因为写得很潦草杂乱。”桑坦德也没有照办，桑坦德写的信同将军的完全相反，形式和内容都周密严谨，一看就知道写信人想留诸后世。

从在维拉克鲁斯写给他叔父的第一封信到死前六天口授的最后一封信，将军至少写过一万封信，有的是亲笔，有的是口授，由书记员代笔，另一些则是书记员根据他的指示自己缮写的。保存下来的有三千多封信和八千多份由他签署的文件。有时候他把书记员搞得晕头转向。有时候又完全相反。有一次，他觉得刚口授完的一封信写得不好，也不重写，只在书记员写的纸上亲笔加了一句：“您准能看出，马特利今天比任何时候更糊涂。”一八一七年，他离开安戈斯图拉去解放全美洲的前夕，一天之内口授了十四份文件安排政府工作。也许就是这件事成了那从未遭到反驳的传说的源起：他经常同时向好几个书记员口授几封不同的信。

十月份阴雨连绵。将军待在屋子里再也不出来，加斯特尔邦多大夫绞尽脑汁想办法让将军见他，吃他的东西。何塞·帕拉西奥斯看到午睡时间将军躺在吊床上一动不动，望着窗外空广场上的雨景，认为他在回顾一生中最隐秘的时刻。

“天哪，”一天下午他叹息说，“不知道曼努埃拉怎么样了！”

“我们只知道她很好，因为没有收到她的任何消息。”何塞·帕拉西奥斯说。

乌达内塔上台以后，她就音讯杳然。将军没有再给她写信，但是吩咐费尔南多随时将旅行进程告诉她。她最后的一封信是八月底收到的，讲了准备军事政变的许多机密情况，为了故意迷惑敌人，文字晦涩，内容错综复杂，叫人琢磨不透其中奥妙。

曼努埃拉忘了将军的忠告，全心全意甚至兴高采烈地扮演了国内第一个玻利瓦尔分子的角色。她单枪匹马发动了一场反对政府的宣传战。莫斯克拉总统不敢碰她，但不阻止手下的部长们同她对着干。曼努埃拉用谩骂的印刷品答复官方报纸的攻击，她骑着马，带着女奴，在皇家大街上散发。她在郊区卵石铺地的小街上咄咄逼人地追逐那些散发反将军传单的人，用更带侮辱性的招贴覆盖那些一早就刷在墙上的侮辱性的标语。

这场官方的战争演变成指名道姓对她个人的攻击。她并不示弱。她在政府中的心腹有一次通报她说，广场上的官方庆祝活动准备搭一个焰火城堡，有将军身穿国王冠袍的模拟像。曼努埃拉带了女奴闯过警卫，纵马冲垮了焰火台。于是市长亲自率领一队士兵想在夜间逮捕她，她手握两支上了膛的短枪在门口等候，经过双方朋友的调解才避免一场更大的事件。

乌达内塔将军上台这件事才能使她平息下来。乌达内塔是她的真朋友，她则是乌达内塔最积极的同谋。当将军在南方同秘鲁侵略者作战时，她独自在圣菲，乌达内塔关心她的安全，照顾她的生活，成了她的可靠朋友。当将军在制宪议会上发表那倒霉的宣言时，曼努埃拉劝说他写信给乌达内塔：“我不忘过去的友情，衷心希望同你彻底和解。”乌达内塔接受了这个磊落的提议，军事政变之后，曼努埃拉感恩图报，从公共生活中消失了，谁都不知道她的下落。十月初传说她已经去美国，人们也不怀疑。看来何塞·帕拉西奥斯说得对：曼努埃拉过得很好，因为谁都没有她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