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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这幅画像谁吗？”他对桑塔纳说，“像拉梅萨的奥拉亚老头。”

曼努埃拉·萨恩斯听说后十分恼火，因为她认识拉梅萨的那个老头。

“我觉得你也不免太糟蹋自己了，”她对将军说，“我们上次见到奥拉亚时，他快八十了，站都站不稳。”

他最早的一幅肖像是十六岁时在马德里画的袖珍肖像，画家的姓名已无从查考。三十二岁时又在海地画了一幅，两者都如实反映了他的年龄和加勒比气质。他有一点非洲血统，因为他的高祖父同一个女奴生了一个儿子，这一点在他的相貌上相当明显，以至利马的贵族们把他称为桑博人。随着他的飞黄腾达，画家们开始净化他的血统，把他表现得理想化、神话化，甚至给他的塑像加上罗马人的轮廓，传诸后世。埃斯皮诺萨的画像活脱脱像他本人，年龄四十五岁，遭受疾病的折磨，而他竭力掩饰着，甚至在死亡前夕还向自己掩饰。

一个雨夜，将军在波帕山麓的房子里睡得很不踏实，醒来时看到卧室角落坐着一个天使般的少女，身上是平民百姓的粗麻布长袍，头上用发光的萤火虫装饰。殖民时期，欧洲的旅行者惊奇地发现土著走夜路时用装满萤火虫的瓶子照明。日后，隐隐发光的萤火虫成了共和国妇女的时髦装饰，有的把它们当作花环，有的用作发箍或胸针。那晚进入卧室的姑娘把萤火虫缀在头巾上，脸蛋有一抹幽灵似的萤光。她神情忧郁而神秘，不满二十岁头发已经花白；他当即发现了他最欣赏的女性美德：璞玉未琢的智慧。她来到投弹手驻扎的棚子，随便给些什么就愿意委身，值班的军官觉得奇怪，便让何塞·帕拉西奥斯领去，看看将军是否有兴趣。将军叫她躺在自己身边，因为他没有气力把她抱上吊床。她解下头巾，把萤火虫藏进一截随身带的挖空的甘蔗里，在他身边躺下。将军同她天南地北聊了一会儿，鼓起勇气问她卡塔赫纳人对他有什么看法。

“他们说将军身体很好，不过装出有病让人同情。”她说。

他脱掉睡衣，叫姑娘借着烛光仔细看看。一具难以想象的形销骨立的躯体在她眼前呈现无遗：下陷的腹部，嶙峋的肋骨，腿和手臂只是一副骨架，全身毛发不多，颜色死白，头部由于常年风吹日晒，皮肤黝黑，像是另一个人的。

“我只是比死人多一口气而已。”他说。

姑娘仍旧不信。

“人们说您一向这样，不过现在有意让人知道。”

他却不甘罢休，继续拿出他确实有病的证据，她被睡意侵袭，不时打盹，但继续回答，说话没有中断。整整一宿，他碰都没碰她，仅仅感到她青春肉体散发的活力就满足了。伊图尔比德上尉突然在窗外唱起来：“如果狂风暴雨再不停息，惊涛骇浪继续加剧，那就搂着我的脖子，让大海把我们一起吞没。”那是过去的一支老歌，当时他还经受得起熟透的番石榴的气味和黑暗中女人的无情。将军和姑娘怀着几近虔敬的心情一起倾听，但她没等第二支歌唱完就睡着了，过后不久，他陷入虚脱般的疲惫。乐声停息后，万籁俱寂，当她为了不吵醒将军，蹑手蹑脚起来时，狗警觉地吠叫起来，一呼百应。他听到姑娘暗中摸索，在找门闩。

“你原封不动地走了。”他说。

她咯咯笑着回答：

“跟阁下您睡过一夜的，谁都不可能原封不动。”

她像所有别的女人那样走了。许多女人卷进他的生活，不少只是短短几小时，但他从没有对任何一个表示过要她们留下来的意思。他迫切需要情爱的时候，不顾一切地把她们弄到手。一旦满足之后，他只限于在幻想中继续怀念她们，在远方给她们写热情冲动的信，捎去贵重的礼物表明没有遗忘她们，但从不让自己的生活受到丝毫牵连，他的感情与其说是爱，还不如说是虚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