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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我们在金斯敦会面就太高兴了。”

“那再好不过了，”她说，一点不感到意外，“我特别喜欢兰岭。”

“独自一人吗？”

“不管同谁一起去，我总是独自一人。”她说。然后又调皮地加了一句：“阁下。”

他笑着说：

“那我通过希斯洛普找你。”

他们就说了这些。他再领着她穿过大厅到原来的地方，像对舞结束时那样弯身告别，把那盘没有碰过的食物放在窗户的托架上，回到自己的座位。谁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下了不走的决心，也不知原因何在。政客们正缠着他大谈地区分歧时，他突然转向雷治库特，没头没脑地说：

“您说得对，伯爵先生。我身体这么糟糕，在那么多妇女中间能干什么？”说话声音很高，让大家都能听到。

“对，将军。”伯爵舒了一口气，赶紧又找补一句：“不过下星期香农号要来，那是一条英国三桅船，不但有好舱房，还有一位好医生。”

“医生比一百个女人更坏事。”将军说。

不管怎样，邮轮没有客舱的理由只是借口，因为船长的一个副手已经准备把自己的舱房让出来，直到牙买加。唯有何塞·帕拉西奥斯用他那句一贯正确的话说明了确切的情况：“将军的心思，只有将军自己知道。”再说，即使那次想走也走不成，因为邮轮开到圣多明戈要塞接他时搁了浅，损坏严重。

于是他留了下来，唯一的条件是不继续住在蒙蒂利亚的邸宅。将军虽然认为它是全城最漂亮的建筑，但由于靠近海边，太潮湿，冬季更受不了，因为他夜间盗汗，醒来时床单都是湿漉漉的。有利于他健康的不是高墙四筑、深宅大院的环境。蒙蒂利亚把这理解为他将长期逗留的迹象，急忙设法满足他的要求。

波帕山麓原有一个可供娱乐的郊区，卡塔赫纳人在一八一五年自己将其付之一炬，不让卷土重来的保皇派军队有驻扎的地方。这次牺牲没有任何作用，因为西班牙人经过一百一十六天的围困之后攻陷城市，城内军民最后连皮鞋底都吃，六万多人死于饥饿。时隔十五年，平原依然一片荒凉，在下午两点钟的烈日下烤得发烫。重建的少数房屋中有一所是英国商人朱达·金塞勒的产业，当时他在国外。将军从图尔巴科来到时就注意到这座房屋修葺整洁的棕榈叶屋顶和色彩明快的墙壁，周围全是枝叶扶疏的果树。蒙蒂利亚将军认为，如此等级的客人住这种房子未免委屈，但将军提醒说，他既在伯爵夫人豪华的床上睡过，也裹着大氅在猪圈的地上躺过。于是蒙蒂利亚把房子租了下来，期限不定，还付了床和洗脸架，六把客厅用的皮靠椅和金塞勒先生自制酒用的蒸馏器的费用。他还从市政厅搬来一把丝绒安乐椅，又吩咐盖了一个泥巴苇子墙的棚子，让卫队的投弹手安身。即使太阳最猛的时候，屋子里也很凉爽，任何时候都不如巴尔德奥约斯侯爵的邸宅潮湿，还有四间敞开的卧室，鬣蜥可以自由进出。凌晨可以听到熟透的山番荔枝果实从树上落地的爆裂声，即使干醒着也不寂寞。下午，特别是遇到暴雨的日子，可以看到穷人的送葬队伍，抬着淹死的亲人到修道院去守灵。

将军搬到波帕山麓以后，只到城里去过三次，让一个路过卡塔赫纳的意大利画家安东尼奥·梅乌契替他画肖像。他感到十分虚弱，只能坐在侯爵邸宅野花环绕、禽鸟欢闹的院内平台上，并且最多只能一动不动地坐一小时。完成的肖像他很喜欢，尽管画家倾注了过多的怜悯。

他九月份遭暗算前不久，新格拉纳达的画家何塞·马利亚·埃斯皮诺萨在圣菲市政厅里也替他画过像，作品同他自己心目中的印象差别太大，他忍不住在他当时的秘书桑塔纳头上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