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中国大脑计划：自下而上的超级工程（第6/9页）

这件事如果只是百度来做，可能只能提供几万台服务器；如果由国家主导投入，那就是几十万台服务器。平台大了就可以降低成本，鼓励更多的创新。国家持续、稳定地大规模投入，让一大批企业成长起来，随之而来的就是越来越多的创新，从而奠定未来10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里中国在全球创新领域的地位。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想法：我不在乎华尔街怎么看，我一定要把这事儿做成。

然而任何一个超级工程都可能面临争议。

2016年9月，一场高能物理界的事件意外掀起舆论飓风——“超大粒子对撞机之争”从学界延伸至社会。普通民众都开始关注起“粒子对撞机”这一深奥的物理名词。

粒子研究的重要性在科幻小说《三体》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外星智慧生物为了阻止地球科技进步，利用量子纠缠原理创造出拥有十一维度形态的“智子”，发射到地球上。以光速运动的智子能同时干扰人类的所有粒子对撞机，精确破坏粒子对撞结果，锁死人类的基础物理研究，将人类科技禁锢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

“超大粒子对撞机之争”从两位局外人——美国数学家丘成桐和哈佛大学物理学博士王孟源的论战开始，历时3个月。还惊动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和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

面对中国要不要建造超大型粒子对撞机的争论，反对者指出，建造对撞机需耗资数千亿美元，电能消耗堪比一座大城市，但收获的结果却极为不确定，可能沦为一台物理学者的“大玩具”——美国搁置了类似计划，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3]成果寥寥。所以中国为什么要开建？

支持者则认为，研究上帝粒子“希格斯玻色子”[4]非常重要，这将解开“宇宙如何诞生”的天问。美国和欧洲的放弃和无为正好为中国提供了机会窗口。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理应承担理论物理前沿研究的责任。

最终，这场争论以超大粒子对撞机未获得“十三五”规划审批而暂告段落。

新中国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从不缺乏大计划。从改革开放初期的“863计划”中第一次提到“智能计算机”一词至今，中国科学家用40年的时间逐渐追赶上先进国家的步伐。鲜有人知的是，在没有超级计算机、没有大数据的年代，中国人工智能是从大学实验室录制音库起步的。正是前辈科学家的坚持，中国经济实力与科技实力的与日俱增，互联网企业才能在风调雨顺的中华大地上迅猛成长，集涓成流，浩然成势。

此时，百度建立于中美两国的人工智能研究室里，超过1300名不同族裔和国籍的研究人员正夜以继日地对数百个相关项目进行处理。他们的成果都将汇入百度大脑。这些研发者就像是当年“曼哈顿计划”中的1000多位科学家，像是今天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3000多位科研人员，他们做着超前于时代、暂不为人理解的工作。改进算法、建模升级和分析处理，百度大脑的研究人员正如粒子加速器中飞奔的粒子一样，酝酿着一场智能革命。

中国大脑计划不同于超大型粒子对撞机。后者占地巨大、能耗惊人（欧洲的粒子对撞机运行需要1200万千瓦电力），开发中国大脑却是一项自下而上、水到渠成的工程，国家无须豁出血本，需要的仅是方向与决心。

“规模经济”是中国产业成功的基本因素。在我们这个拥有超过13亿人口，7亿网民和数以千万计工程师、科学家的大国，海量的数据、充沛的人才、丰富的企业案例、各种各样的应用场景像流水一样奔腾。如果不能物尽其用，错过这一波智能浪潮，而将科技制高点乃至国家安全拱手相让，才是真正的“浪费”。正如互联网海量数据催生了Hadoop（由Apache基金会所开发的分布式系统基础架构）、Spark（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AMP实验室所开源的类Hadoop Map Reduce的通用并行框架）等流数据处理技术一样，人工智能已经在中国各地分散发展，犹如一个个神经节点，以其脑波促进中国大脑的到来，这是时代的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