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歇尔-夏尔的青年时代 15（第2/6页）

这位优秀的大学生的这些平淡无奇的家书告诉我们许许多多有关一个时代的文化状况，在那个时代，所教授的教材自十八世纪，也许自十七世纪起就很少变化。我们曾一再地悲叹人类的失败，以致看到人类自身是如何被判处死刑，这并非坏事。尽管米歇尔-夏尔从荷马这个奇才那儿获得一种好的记忆力，尽管这种记忆力使他终生都能背诵他几乎已忘了其含义的荷马的一些感人片断，但他同与他同时代的绝大部分法国文化人一样，几乎不会希腊文。相反，他却是一个杰出的拉丁文学者，这就是说，他读过从蒂特-利弗到塔西陀的四五位史学家的著作，读过维吉尔的全部作品到茹维纳尔的选集等众多诗人的作品，还读过西塞罗和塞内加的两三部论著。几乎所有建筑在对古典作家的文化研究上都局限于数量极其有限的一些作者，似乎这些作家的内在价值没有人们与之熟悉的程度重要。阅读他们的作品给一般的人盖上了一个小组和几乎一个俱乐部的成员的印记。这种阅读使这些人掌握一些引证、机会和范例，帮助他们与掌握同样知识的同时代人进行交流。这可不是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在一个更加被人忽略的方面，古典作家肯定更加占上风：表示概念的东西和模数，心灵的垂直线和角尺，思考的、有时是生存的艺术。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拯救并怂恿人们去反抗，哪怕是反抗自己。我们可别期待他们对米歇尔-夏尔产生这样的影响，他不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再说，一八四五年前后，人文主义者还很罕见，他只不过是一个搞人文主义的好学生而已。

他所参观的是一个我们今天已经见不到了的意大利。废墟仍大片地保存着，上面爬满了攀援植物，人们来到这些废墟面前遥想各个帝国的末日；不久前的大轰炸炸平的并不是那些修复了的、标签似的、夜晚用探照灯照射的、与邻近的高楼大厦相比显得渺小的往日的建筑典型。帝国各条大道起始点的那个标志，连同它那角斗士们洗净血臂的喷泉，在墨索里尼的市政官员的骚动中都还没有消失；通过纵横交错的小街窄巷，人们仍可以走到圣皮埃尔大教堂，这些小街窄巷使得贝尔尼尼的立柱廊成了一个巨大而和谐的惊奇之作。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纪念碑那巨大的“猪油薄片”还无法与卡皮托利山丘相匹敌。发动机的轰鸣声只是在很久之后才盖过了喷泉的淙淙声。米歇尔-夏尔骑着马在一座肮脏而经常是狂热的城市里闲荡，但它尚未像今天这样受到污染，仍停留在人和幽灵的范畴。自世纪末将要被房地产投机经营毁坏掉的那些广阔的花园仍旧绿草茵茵，生机盎然，居民区里挤满了一群群吵吵嚷嚷、肮脏不堪的人，贝利在他的方言诗中曾亲切地提到过他们；在穷人的贫穷与教皇族及金融家族的奢华之间，反差极大，当然，在今天，住着豪宅的富人与贫民窟中的穷人之间的反差也并不小。

米歇尔-夏尔的目光并不比我们的麻木，但也并不比我们的敏感。一方面，他事先没有上百次地看过这些带有彩色印片法魔力的同样的遗址，没有掌握“艺术摄影”——在这种摄影方法中，通过照明和远景的手段可以改变大小，夸大或减小石像面孔的轮廓，以致参观者常常较难在博物馆的一个角落里确定缩小到它原先大小的那同一个石像。另一方面，他的知识突然没了，他的兴趣突然变了，习惯于北方地区绿色风光的这个人第一次与意大利风光的接触是失败的，那些干巴巴的山丘不像他所想象的那样鲜花盛开；橄榄树让他觉得是一种既不挂果又可怜巴巴的树。假如今天他面对古埃及神庙的塔门常常替代了树木的遗址，面对着维吉尔的白色大公牛所不可或缺的克利图姆纳河水在一条繁忙的公路下面流淌的遗址，他会说些什么呢？有着粗野金属浮雕的宫殿的佛罗伦萨黑乎乎的街道令这个尚只有一层浪漫主义虚饰的旅行者感到忧伤。如果他有胆量的话，他会说他觉得米开朗琪罗的肌肉组织很夸张。总之，他花了比对《晨》和《夜》更多的时间在佛罗伦萨研究有漂亮的灰色大理石贴面的诸大公墓上的铭文。在帕埃斯图姆，那些据说是直接从地底下冒出来的粗壮的立柱几乎使他望而生畏。他是属于那种人——宁可让希腊人更新了的建筑术汲取路易十六式的风采或帝国时期的冷峻高雅。神明、魔鬼和梦幻的前古典主义的强大希腊在这十九世纪的上半叶只有一位老者和几个爱幻想的年轻人感觉到了：创作《浮士德》下卷的歌德，荷尔德林和热拉尔·德·奈瓦尔这两个白痴，老听见半人半马的怪物在自己体内纵马驰骋的狂热者莫里斯·德·盖兰。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年轻的法学博士也做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