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杰明·富兰克林自传 自传续编（第19/40页）

我试图做过一些和平委员会的事务，出了几次庭，也开庭听人诉讼过。我发现以我的这点法律知识，要做好治安推理的工作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我慢慢脱离了这一职务，推托说我还得担任在州议会中的更重要的职务。每年我都当选州议员，连续十年之久，我从未请求哪位选举人投我的票，也从不直接或者间接表达任何我希望当选的愿望。在我当州议员时，我的儿子当了州议会的秘书。

第二年，我们将与印第安人在卡莱尔就一个协约谈判，州长给州议会送信提议说，议会得提名一些成员，与参事会中的部分参事一同组成谈判委员会。州议会指派了州议会议长（诺里斯先生）和我。我们奉命前去卡莱尔，与印第安人会了面。

由于这些人有酗酒的癖好，每当此时，就喜爱争吵，场面非常混乱，我们就严厉禁止向他们出售任何酒。当他们抱怨这一限制时，我们告诉他们假如在谈判期间他们能够保持清醒，我们会在谈判结束后给他们大量的糖酒。他们答应了，而且很守信，因为他们弄不到酒喝。谈判有序地进行了，最终达到了双方满意的结果。谈判结束后，我们如他们所愿给了他们糖酒。那是一个下午，他们男女老少有接近一百号人，就住在城外的一座临时搭建的方形木屋里面。晚上，听到他们当中发出了一阵巨响，委员们就走出去看看发生了什么。我们看到他们在四方形木屋中间燃起了篝火，他们男男女女都喝醉了，争吵着，厮打着。仅借着昏暗的篝火的光，我看到他们黑糊糊的身体半裸着，手持火把相互追逐、打斗着，还伴随着可怕的叫喊声，这种场景像极了我们想象中的地狱。吵闹丝毫没有要减弱的迹象，我们就回去就寝了。半夜里，他们中好些人跑来擂我们的门，要更多的糖酒，我们没有理会他们。

第二天，他们意识到他们不应该打扰我们，于是派了三个酋长来向我们道歉。发言的人承认他们错了，但把错误推卸到糖酒的身上，接着又尽力宽恕糖酒，说道：“创造万物的神灵使得万物各有用途，不管他指定某物具有何种用途，那种东西都必须有那种用途。既然如此，当他创造出糖酒的时候，神说道‘让这东西给印第安人喝醉用吧’，我们就照做了。”确实，假如上帝的旨意是要肃清这类野蛮人，使他们让位于地球上的垦殖者，那么糖酒很可能就是上天注定的手段了。它已经使以前住在沿海区域的部落消失了。

1751年，我的一位好友，托马斯·邦德医生，想在费城开办一所医院（一个用意良好的想法，有人认为这计划是我想出来的，但是最初的确是他想到的），用于接治贫穷的病人，不管是不是本州的居民。他热心积极地努力为此搞募捐，但是这一提议在美洲是件新鲜事，最开始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就没怎么成功。

最后他来找我，恭维我说，他发现要成功实行公益事业的计划，没有我参与是不行的。“因为，”他说，“我去进行募捐活动的时候，人们时常问我：‘关于这件事情你有询问过富兰克林吗？他认为怎么样？’当我告诉他们我还没有向你咨询过（因为觉得那和你的职业不太相关），他们就委婉地拒绝了捐款，说他们会考虑的。”我询问了他的计划的性质和可能的用途，他给了我一个令我满意的回答，所以最后不仅我自己给这个计划捐了款，还热心地动员别人也募捐。并且，在进行募捐之前，我通过在报纸上发表于此有关的文章，努力使人们的思想对此有所准备。在这类事情方面，我常这样做，而这恰恰是他没有做的。

捐款后来更加积极踊跃了，但是后来又开始减少了，我发现如果州议会不帮忙的话，这些资金是不够的，因此我打算提议申请州议会补贴，并照此做了。代表乡村的议员开始并不赞成这个计划。他们反对说这所医院都是为市区中的人们服务的，因此市民应该承担此费用，而且他们疑惑市民本身是否一致同意此计划了。我的看法与他们相反，认为这一计划普遍受到市民的赞同，毫无疑问能够从市民当中集到两千英镑的捐款，他们认为我的想法是过高的期望，完全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