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面人（第4/6页）

发现这样的管教干部，他总希望该怎样处理就怎样处理，不留情面。但这并不容易。不少干警都跟各级领导沾亲带故，软磨硬泡地往下压他。人情大过王法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尽管这是个特殊单位。

他工作起来总是全身心投入。长期亏损的四大队，他去了一年后，便有了30多万元的利润。他去哪个大队，哪个大队就离不开他。那些大队之所以扭亏为盈，离不开他的“整风”，而他严肃的“整风”也给他带了不少“风言风语”。他发现要好好地干成一件事真的好难。总是把一个大队干得有起色之后被迫离开。这个时候他就觉得还是当老师好，单纯。他有一个贤惠的妻子，每当他累得瘫在床上的时候，她会帮他脱下警服，轻轻解下他的领带，帮助他脱鞋，让他休息一会儿。她会把他疲惫的头枕到枕头上。

六

游嘉良在教育科当了三年科长。

入监队和出监队都归教育科管。在别人眼里，这是疗养的大队，没有生产任务。可游嘉良不喜欢待在教育科，教育科和生产大队在他眼里的区别好比“京官”和“封疆大臣”。他喜欢在生产第一线。月底时能够完成任务，让大家拿到奖金，自己得到表扬，尽到当大队长的责任，这才能让他满足。

出监队的犯人大多比入监队的开心。与入监队那些“新收”相比，出监队的纪律相对松散，虽说一天八小时的学习时间不让乱串，可从上到下，没人太在意这里的动静。他们的改造生活已接近尾声。他们这时变得遇事能忍则忍，得过且过，只求平平安安回家去。他们成了“自由犯”，可以帮管教外出买买东西，办办事。这些“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人”服的是“残刑”。游嘉良时常能看得到他们脸上那种浮躁的情绪，他知道他们已经开始不断地回忆从前，向往自由，以往这些情绪都被繁重的体力劳动所压抑，现在越接近希望，便越表现出来。

不时有人办手续，取回他们留在账上的钱，等他们在登记表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游嘉良就会把“释放证”发给他们，看着他们充满喜悦地从这里消失。偶尔，他能从他们的喜悦中看到一闪而过的迷惘，那迷惘来自对外部世界的恐惧，他们不知道出去之后要多久才能恢复一个正常人的感觉，追上时代的步伐。他们没有信心。

七

不是谁对追上时代步伐都有信心，监狱也一样。

从1994年开始，监狱便开始追不上这个时代了。因为便宜，国家开始向加拿大进口硫黄。市场经济让中国的硫黄市场迅速疲软，监狱开始面临接连不断的冲击，犯人们挖出的硫黄卖不出去，可监狱局下达的指标还得完成，资金周转开始困难，只能节省开采成本，然而在科学有效地开采这一前提下，成本不够就开采不出来。经济效益不好以后，福利就越来越少了，伙食越来越差，干部压力越来越大，开采成本跟不上，犯人只有加班加点地做，通过超强的劳动才能完成生产任务。到后来，为了完成生产任务，只能是乱采滥伐，一所预计还可开采五十年的硫黄矿在十多年内可采资源迅速枯竭。

硫黄矿开始进入恶性循环的时候，管教开始把怨气发在犯人身上。犯人不时地挨打挨骂。每次游嘉良听到山坳里回响的枪声时，他知道，又有犯人跑了。

七八月间，收玉米的时候，犯人爱跑，他们能轻易地把自己藏到茂密的玉米地里。停电的夜晚，大雨滂沱、风雨交加的夜晚，犯人也爱跑。

犯人跑了就要去追。追之前，先要上报狱政科，调出档案分析，犯人可能会往什么方向跑，并制订追捕方案，然后到所有可能会经过的路段设伏蹲守。当地农民觉悟高，胆子大，只要听到枪响，他们也会提着锄头出来追，抓到逃犯，监狱是会给奖励的。路上守不到，就得赶紧去犯人家。在犯人家一蹲好几天是常有的事。有时能抓回来，有时抓不回来。抓不回来就要被扣钱。跑一个犯人，最先是500元，然后800元、1200元，最后是10000元。劳改局扣监区的钱，监区扣大队的钱，大队扣中队的钱，中队扣个人的钱，一层层地扣。跑了犯人的管教很长时间内都抬不起头，晋级、涨工资也都受影响，管教情绪更恶劣，犯人就更加痛苦，各种不断升级的恶性循环伴随着监狱的下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