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寻找、推开、疗伤（第3/5页）

当我们谈到用自己最独有的方式去揭示人类或你所熟知的人们所处时代的生存困境时，有一个问题出现在作家面前。那就是：我们在不同的国度、地域写作时，我们不仅取材于不同的素材，还要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写作。在有的国家，你是想写什么就可以写什么，想怎么写就可以怎么写，只要你的写作在文学艺术范围内。而在另外一些地域或国度，是国家让你写什么你才可以写什么，不让你写什么，你就不可以写什么。但今天中国的情况却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后者。我们改革开放了30年，除了经济上的巨大成就外，还有意识形态的门窗也同时打开了。可这打开的，不是全部的豁然洞口，而是两扇门只开了一扇门，两扇窗只打开了一扇窗。聪明的人和聪明的作家，有这一扇打开的门窗，已经可以自由地进出，获得所需的自由和光明。但还有那些和我一样愚笨的作家，却总是希望把所有的门窗都打开，让所有人们生存生活的地域、现实和历史的角落，都可以被文学的光束所照耀。因为，我和许多中国作家都知道，那被关上的另外一扇门窗的后边，有着真正值得作家关注的人类生存的暗礁、困境和窘态，是人类——我们所最熟知的人们生活、生存困境的一个暗黑的岛屿、沙洲和太阳没有照常升起的幽深的山谷。文学的笔触没有深入到这扇门窗之后的暗角，那文学就是只有一只翅膀的飞鹰，是一只有半个嘴巴和半只舌头、无法真正发声唱歌的鸟雀。这样的鸟雀虽然在文学的合唱队伍中，鸟喙也不断启闭，但那有可能只是滥竽充数的合唱，而不是真正发出自我声音的独唱艺术家。

伟大的歌唱家必然都是那些最善于独唱的艺术家，而不是群舞中的一个舞者与合唱中的一员。

今天，有许多的中国作家都非常清晰地认识到了这一点：那就是，你是作家，你就不仅要爱你可以看见的人和生活，更要设法去爱那些你看不见的人和他们的生活、生存之困境。去表达他们的生存困境和内心的灵魂，才是作家的爱、敏感和焦虑。澳大利亚的作家彼得•凯里在中国翻译出版的小说《凯利帮真史》，是一部独具个性的把作家的笔端深入到澳大利亚历史之暗角的成功之作。它在世界其他国家受到的欢迎和好评，相信我们今天坐在这儿的人们都有耳闻和熟知。《凯利帮真史》的成功，不仅是彼得•凯里用他自己最独有的表述方式进行独有的小说书写，更在于作家发现并以其博大的心灵正视了澳大利亚100多年前那个19世纪下半叶的匪帮之首内德•凯利及其一家人以及那时贫民生活的困境和反抗。作家用他博大的心灵去唤醒并融化了那块土地上被人们遗忘的历史和人物，使遗忘的土地、人群和同样有着人类善意之心的最下层的人们的灵魂放出了可以照亮任何地域和人群的伟大的光芒。

我无法断定《凯利帮真史》是伟大到哪个程度的一部书，但我可以断定它是作家在推开历史的另外一扇暗门、暗窗的一次成功的写作。中国今天的现实和历史是，由于长时间的关门与闭窗，直到今天在打开一扇门时还关着另外一扇门，在推开一扇窗时还在关闭着另外一扇窗。所以，今天中国作家的写作，用不准确的比喻来说，我们是用一只眼睛看世界，在双色圆珠笔里，我们大都还是只用单色笔芯在书写。我们清楚地意识到，文学创作的伟大不在于你去斗胆书写那些权力不让你写而你偏要去写的素材、生活和历史，不在于你总可以把目光盯着并看到那被关闭的门窗和那门窗之后的暗礁、沙洲与潮湿阴暗的存在，而在于一个作家的心灵不仅可以去温暖阳光照到的人的冷凉，更应该去温暖那些不在阳光之下的人的灵魂的寒冷。只有这样，才可以说那个作家的心灵是伟大的，一如卡夫卡的心灵可以去温暖一只甲壳虫的身躯之寒一样。如果不是这样，单单是在技术、技巧、语言、结构等形式上表现个性和艺术，我们就总觉得这个作家缺少一些什么。正如我们在推崇博尔赫斯的杰出写作时，最好不要把他和卡夫卡放在一起说。那时候，我们如果说博尔赫斯伟大、杰出，卡夫卡就没有词汇可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