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面对约束的写作（第2/3页）

至此，也就出现了我说的第二个问题：作家灵魂的自我约束。这种自我约束，是中国文学在今天的世界范围内，还没有产生最伟大的作家和作品的根本原因。必须承认，因为我们一代一代的作家，都在某种或强或弱的约束中写作，长期如此，10年，20年，30年，50年，包括我在内的中国当代作家，因为长期在写作上的自我约束，终于就自然而然地、水到渠成地大多丧失了自我，丧失了独立的个性表达，丧失了独立的思考和独立的写作方式，也形成了无意识的思想上的“自我管理”。这就如一个长期被封闭的人，因习惯于封闭而不愿意走出来一样，如卡夫卡的《饥饿的艺术家》中的艺术家，已经习惯了他的饥饿和那个铁笼子，他并不愿意走出笼子和那种饥饿的状态。他已经习惯和适应了待在那个笼子里的生活。中国作家在写作中灵魂的自我约束，也正如这种境况。“不愿和适应”，已经成了一代作家的最大敌人。就我而论，在《为人民服务》之后，是否要彻底地、勇敢地走出某种自我约束的牢笼，成为我很长时间内写作的矛盾，甚至也直接影响到我今天的创作。实在说，真正约束我写作的并不是出版的纪律，而是几十年来，已经形成的自我约束的思想上的“自我管理”，是那种整整一代、两代的作家，从出生就开始形成的自我约束的习惯和传统。这种自我的约束，不光是写作内容和思想上的约束，还有艺术个性上的追求和创新的约束。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艺术上对写作个性的自我约束，反过来会影响作家对中国现实的思考和想象，更影响作家内心的真实的、自由的书写和表达。长期如此，就进一步形成第三个影响写作的要害，即因为经年累月的自我约束，作家彻底地丧失了来自灵魂的爆发力和想象力。

这种自我约束对作家爆发力和想象力的抹杀，不是突如其来的，不是一夜形成的，而是一点一滴、一朝一日、不知不觉中形成的。这种自我约束对作家爆发力和想象力的自我抹杀，在几十年的中国现实中，在我的前辈、同辈作家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我作为一个写作者，每每想起这些都感到痛惜和扼腕的无奈，也因此我意识到，来自灵魂的爆发力和想象力，是最能穿透现实和历史的利刃，是穿越时代列车的发动机。如果丧失了这种爆发力和想象力，作家的写作就只能停留在现实的表层，停留在艺术的技巧和伎俩等技术层面上。这样的作家和作品，在中国甚多，在其他国家我想也一定存在。而我自己，也有着这样的创作经历和许多这样的作品。《为人民服务》不是我的创作中最优秀的作品，但它一定是我一生创作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在整个中国文学中，它的不凡之处，就是它来自作家灵魂的爆发力和想象力。是作家穿越现实和历史独有的情感表达和描写，才使作品成为一只“报信的飞鹰”。我一点都不为我写出这样的作品而骄傲，而为我今后的写作，能否凭借我是一个来自中国最底层的百姓而保持一个写作者的尊严和人格而忧虑。在中国，我是一个长期饱受争议的作家，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夏日落》被禁，直到近年的两部长篇《为人民服务》和《丁庄梦》连续被查，其间创作的长篇《坚硬如水》和《受活》，至今在中国还不断地被批评家们批评和争论。但值得庆幸的是，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因为中国已经不是30年前的中国，说到底，我的写作还是得到了社会和读者的许多宽容。所以，直到今天，我仍然在写作，仍然有我写作的自由。这个不断被封、被查、被批判，却又仍可写作的经历，让我对我的写作所处的环境，有了更清醒、更坚定的认识，那就是面对我所处的写作环境和出版纪律，这些确实会给我的写作带来这样那样的影响。但是，给我带来更大影响的，不是这些，是我的内心。是我自己能否坚定、努力地去做一个富有尊严的写作者；是我的笔尖，能否富有勇气、智慧和艺术地去担起阔大的一块土地的良知；是我作为一个作家，面对中国的现实和历史，能否有完全独立的、个性的承担和写作；是我能否有能力去冲破惯有的自我约束和警惕自我的“思想管理”对我后半生的写作中来自灵魂的想象力和爆发力的自我抹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