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面对约束的写作

——在英国“当代中国”文化节的演讲

女士们、先生们：

真正的写作，是一种作家的灵魂与情感充分而自由的表达。

在世界范围内，一切写作的高度都是作家的灵魂与情感的高度。面对世界，我几乎是一个“足不出户”的作家，了解他国、他人的写作，唯一的渠道就是我有限的汉语阅读。从我有限的阅读经验去看，世界上有一种写作是因灵魂的自由和想象的力量产生的。以20世纪为例，因此而获得广泛声誉的作家有卡夫卡、马尔克斯、博尔赫斯以及福克纳、艾略特、海勒、《在路上》的作者克鲁亚克、《嚎叫》的作者艾伦，金斯堡等，还有英国的作家伍尔夫、乔伊斯、奥威尔和诗人狄兰•托马斯，以及法国的“新小说”作家群等。在这20世纪群星灿烂的文学明星的后面，我们能列出一长串世界各国伟大的名字，正是他们的写作，照亮了我们这个星球上20世纪文学的天空。可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是，我们还有另外一种写作，他们是因为灵魂的约束和想象力被强烈地挤压之后无可遏制地爆发而产生的写作。在这个方面，我所尊敬的作家和作品有俄国的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美国的亨利•米勒的早期创作，由前苏联移居美国的纳博科夫、英国的劳伦斯和拉美作家巴尔加斯•略萨等，在这一系列作家的后面，我们同样也能列出一串伟大的名字。他们之所以能够写出脍炙人口的传世之作，正是因为他们所面临的时代，给他们的灵魂带来的约束、压抑和伤害，正是他们被遏制的想象力要冲破约束的爆发，才使他们在暗夜中的写作获得了明媚的光辉。在中国，“文革”的10年正是这样一个黑暗的时期，只可惜在这个年代以及之后的漫长岁月，中国没有产生上述伟大的作家和作品。现在，中国实行了3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意识领域也基本从那个黑暗的年代里摆脱出来。就写作而言，中国作家所面临的写作环境，既不是灵魂完全自由的广阔天空，也不是许多西方人想象的如10年“文革”那样的“暗无天日”。中国作家所面临的写作环境不是压迫，不是铁笼，而是“约束和想象的软弱”。这种约束和软弱，在我写完在中国还没有出版的《为人民服务》之后，我深有感触地体会到了，它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出版的纪律”；二是作家灵魂的自我束缚；三是作家自身完全丧失了灵魂的爆发力和想象力。就这三个方面而言，全世界人所共知，中国今天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就其根本而言，对社会的精神意识有其“社会主义特色”的规范要求，有对文学必须是什么样的塑造要求。因此，它就有了“出版的纪律”。在中国，今天出版界通行的说法是：“写作有自由，出版有纪律。”以《为人民服务》为例，我必须诚实地说，没有人不让我写《为人民服务》这样的作品，但出版社的纪律使得这部作品不可能在中国出版。这一事件和二三十年前的写作与出版有很大的不同。在那个时候，是完全不让你写这样的作品，更不要说出版这样的作品，这也包括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出版。那时候，即便你在地下偷偷写了这样的作品，你也将面临着生命危险和牢狱之灾。而今天，情况不是这样的，而是你可以自由地写作，但你的写作要受出版纪律的约束。我必须诚实地说，《为人民服务》在遭禁之后，我的生活是安定的，我的写作也还是自由的。但部分地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花城》杂志社的领导和编辑们，却遭遇了很严重的处罚，这让我感到异常内疚，让我深感对不起我的这些同人和朋友。实在说，影响我写作的不单是“出版的纪律”，还有我写了“坏作品”，给出版和发表这些作品的他人带来的许多“麻烦”，这使我感到不安和惭愧。也因为这一点，这些会给我以后的写作带来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