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序（第8/10页）

但是，虽然同为现实主义，司汤达的现实主义却与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很不相同。巴尔扎克更感兴趣的是造成一个人的“境遇”，而司汤达倾心的是人的“灵魂的辩证法”。

当有人询问司汤达的职业时，他严肃地答道：“人类心灵的观察者。”[21]我们从《红与黑》中可以看到，对人物的思想、感情、情绪、心理活动的描述，亦即对人物内在世界的描述，成了司汤达塑造人物性格的至关重要的手段，如果没有内心描述，他笔下的人物都会立即枯萎。不难想象，假若于连在握住德·雷纳尔夫人的手时没有想到这是他的“职责”，假若于连看到瓦尔诺之流花天酒地而不由心底发出愤慨的诅咒，假若于连在死牢里不做那些深邃的思考，他这个人物的形象定然面目全非。泰纳赞誉司汤达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心理学家”[22]。司汤达对人的心理的研究的确精到。他不仅看透了人物的心灵，而且看到他们行动和感觉的心理法则。爱伦堡精辟地指出：“玛蒂尔德任何时候都不会重复德·雷纳尔夫人的心理活动。”[23]不仅如此，《红与黑》中的每一个重要人物，都有着与他们的出身、职业、气质、际遇相联系的，构成他们性格的基本特征的许多心理细节。仔细领味《红与黑》中的心理描写，读者会获得莫大的艺术享受。

司汤达对开掘人物内心世界的专注，同时也决定了他的小说艺术的其他一些特点。

为了把读者的注意力最大限度地集中到人物的内心世界上来，司汤达有意识地把对客观物质世界的描写加以最大限度地削减。他在《拉辛与莎士比亚》中举了一个很雄辩的例子：一个情敌在大街上夺去你心爱的人的心，要你说出此人这时戴的领带是什么颜色，是不近情理的。另外，在他看来，“描写一个中世纪农奴的服装和铜项链，要比描写人类心灵的运动更轻而易举”[24]。因此，他完全忽略人物的衣着，正像他在化名文章中直言不讳的，他“让读者完全不知道德·雷纳尔夫人和德·拉莫尔小姐穿的连衫裙的式样”。对人物外貌的描写同样轻视，他笔下的奥克塔夫[25]、于连、法布里斯[26]都是“细长的身材”、“黑色的大眼睛”、“鬈曲的头发”。自然景物的描写也少得出奇。只有在衬托于连的胸怀时，作者才难得地挥洒笔墨去形容“从他头顶上的那些巨大岩石间飞起来”的一只雄鹰在“静悄悄地盘旋着”。

为了突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司汤达不仅要尽量减少物质世界的干扰，而且也强调把内心活动写得尽量简洁。他的自传性小说《亨利·布吕拉的一生》，以这样一句话作为结束：“再温柔动人的感情，如果琐琐屑屑地道来，也会受到损害。”司汤达深知利弊，所以他的主人公的心理活动无论多么丰富，他总诉诸凝炼的几笔。

出于同样的原因，司汤达竭力主张“使形式所占的部分”尽可能“菲薄”，使风格缩小到“零度”[27]。他甚至轻视文笔，认为一个完美的作家要能使人们读过他的作品之后只记得意思而不复忆及个别辞句。他就是努力这样做的。为此，他不仅嗜读十八世纪启蒙作家的简洁的散文，而且每天早晨背诵几页《民法》。司汤达小说语言的简约、质朴，甚至到了干枯的程度，《红与黑》的读者不难获得深刻的印象。

在《红与黑》中，人们可以发现一个饶有兴味的情况：小说基本上是以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写的，但是第一人称“我”却经常插嘴进来，评头论足。实际上，即使在第三人称的叙述中，隐身作者的态度也昭然若揭。作家描写主人公于连的笔墨中，同情的色彩更加鲜明。在十九世纪欧洲文学名著中，作者这样直接出面，作者的倾向性如此露骨的，实在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