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序（第7/10页）

不过，尽管这两个贵族女性的爱情方式迥然不同，一个深沉，一个狂热，她们在这两个根本点上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对本阶级的厌恶，对封建门阀制度的叛逆。温良柔弱的德·雷纳尔夫人要冲破封建道德的束缚，必须有很大的勇气；大家闺秀德·拉莫尔小姐不顾一切地嫁给一个平民，尤需有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她们对于连的爱都带有壮烈的意味，而且令人感到某种英雄的气息。

至于于连，他的爱情道路也是他小资产阶级个人反抗的道路。不论在与德·雷纳尔夫人还是在与德·拉莫尔小姐的恋爱中，于连身上的“公民的热情”，即他作为一个平民青年要求在恋爱和婚姻上获得平等地位的热情，都远远超过恋人的柔情。他一次次追求德·雷纳尔夫人，或者出于他平民的“责任”，或者为了嘲弄德·雷纳尔市长，或者因为要减轻她对他这个刚离开锯木厂的可怜工人十之八九会有的“轻蔑”。他要博取德·拉莫尔小姐的爱，是想证明平民子弟的他比贵族的公子哥儿们更有被爱的价值。这种平民青年的自尊心、进取心，乃是时代给他的爱情生活打下的烙印。当时，没有这种向统治阶级偏见挑战和斗争的热情，就不可能有爱情的平等自由。应该指出，于连在恋爱中有一些不择手段的低劣做法，例如用给德·费尔瓦克夫人寄假情书的方法刺激德·拉莫尔小姐。但依然有必要从总体上肯定，于连的两次恋爱，在复辟时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小资产阶级争取个性解放和平等自由的积极意义。

这就是司汤达和盘托现在我们面前的于连，带着他的全部善与恶、优点和缺点。司汤达无疑对于连满怀同情，他把自己内心最深邃的东西——他的雅各宾党人的社会政治信仰和斗争精神，赋予了这位小资产阶级英雄；他欣赏于连，尽管他无情地指出为实现个人目的不惜投靠恶势力的于连是个达尔杜弗[15]，却还是认为这个罪犯比所有那些上层社会的正人君子要纯净、高尚得多；最后，他清醒地承认孤军奋战的于连必然失败的结局，从而昭示了个人反抗的道路行不通的客观真理。

拿在现实主义作家、资产阶级雅各宾党人司汤达手中的《红与黑》就是这样一面“镜子”：它以同情的态度表现了平民青年于连的奋斗和悲剧，透过这个典型人物，展示了法国复辟王朝时期整整一代青年的苦闷、追求和厄运；它在于连悲剧命运的背景上真实地反映出法国复辟王朝时期的广阔社会画面，照见了反动统治阶级的丑恶卑污，深刻地揭示了这一时期法国历史的本质特征。高尔基说得好：于连·索雷尔是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中一系列反叛资本主义社会的英雄人物的“始祖”[16]。同样，我们可以说，《红与黑》是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中的第一部批判现实主义杰作。

《红与黑》的巨大魅力，还在于它极富有艺术特色。

司汤达曾说：“除了几何学以外，只有一种推理方式，那就是通过事实来推理。”[17]“用事实来证实，是最好的证实。”[18]他总是把真实性放在第一位。对他来说，尊重事实，意味着一方面要“摹仿自然”，尊重通过观察在“广阔的天地里”发现的“事物的比例”，“不带成见”地“如实反映”，[19]另一方面要“善于选择真实”，“描绘出每件事物的主要特征”，“把主要特征陈述得更鲜明”[20]。以上我们已经看到，《红与黑》就是司汤达根据对波旁复辟王朝社会现实的亲身体察所作的真实描绘，作家从纷繁复杂的事物中提炼出最本质的事物，不仅创造了社会各阶级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典型，而且如实地反映了各种势力的比例，以及它们在历史运动中的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