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之殇（第3/12页）

祖父卜居于村外8里的山上，单家独户像一个隐士。他育有四子两女，家父乃其幼子。他似乎比其它农民多一点主意，知道刀耕火种的难以养家活口，便选择了贩盐来贴补家用。山村相去巴东县城大约三百多里，一路的高崖深谷没有半丈坦途。一般而言往返六天，完全要靠背驮。传说中如果不碰见红军和剪绋的，他可以三天走过来回。可想而知，对一个山民来说，要想增加点家业，需要付出多少艰难和血汗——即使今天，大抵仍然如此。

没有勤劳和节俭，祖父肯定是难以致富的。他终于在中年之后薄有田宅——用岁岁年年的奔波慢慢买下了60余亩山地，修了一栋木屋，占地也就200平米左右。像他这样半农半商的人，在乡下就算是跑码头见过点世面的，自然比别人多一些谋生之道。地里只产玉米，吃不完的就拿来烤酒——他在家里开起了作坊——祖父的包谷醇酿开始装点着山民的偷生之乐。

五

1940年代大约是祖父从贫民到富农再到小地主的身份转移完成之时。他像大多数家道中兴的布衣绅士一样，省吃俭用，事必躬亲，小心翼翼地珍惜着他那乱世荒年中的一点可怜的幸福。在这一时段，大伯二伯大姑小姑相继成家，三伯未婚早夭——那在乡下即是寻常小灾，不足为悲。为了解决少爷[家父]的读书问题，他第一次在村里创办了义学，延聘了新式教育的老师；并在1946年将我18岁的父亲送到县城就读简师，他希望他的幼子能够完成学业以彻底改变世代农耕的命运。

一个乡绅的诞生并非仅凭财富的积累，他需要对乡村建设有所捐奉，比如修桥补路，悯老恤幼；他还要参与乡村社会的公共生活。只有这样，他才开始体面而尊荣，才会让周边人群信服。祖父的一切善行和成就，将他推上了族长的位置——这一纯粹民间的虚衔，在宗法时代是稳定社会的盘石，因而也拥有一种形而上的象征性权力。他不仅可以在族内排忧解纷，连外姓人家兴讼起争，也往往来找他做中平息。人有善恶，事有是非，理有正偏，何况闾里之争无非家务，许多清官难断的锱铢相较，由他划断奖罚，必也有恩有怨。由此埋下他日的祸根，这几乎也是天下仗义直言者都要付出的代价。

自古以来，政府都鼓励乡村自治；只要完丁纳粮，其它服务性事务则多让渡给基层社会去自立自理。在政府财力权力皆难企及的领域，基本由乡村贤长在掌控和维持。实在解决不了疑难重症，才交由政府裁决。这样官民之间减少了摩擦，社会各阶层也多了张力，正是古人无为而治的理想状态。

由于祖父的声望，大伯被民国县府推上了保长之席——约等于今天的村委会主任——这几乎是几年之后这个国家最普遍的断头台。保甲制度是典型的中国特色，其推行初衷在于家家联保，互为人质，用以平寇和防止通贼。在维护乡村治安和代行国家职责方面，他们确曾发挥作用。在石板村那样人烟稀少的偏远山寨，一个保长究竟有何功过，我在今天已实在难以评说了。估计太过无趣无益，大伯才会想要把这鸟位传给他毕业回来的小弟。万幸的是我父亲可能读书长了见识，他坚决不干并要求祖父继续供他到州府恩施去深造。祖父也许在隐隐的传闻中开始预感到乱世浩劫的临近，他再次资助他最钟爱的幺儿踏上了异乡求学之路——正是这一步，让我父亲逃向生天——这，难道就是命运。

六

在那个现在还不通客车的山寨，郑氏祖宅如辉煌的落日，停留在1948年前的温暖里。在那一年，20岁的父亲在祖母的叮咛中，步步回头地永别了他的故乡——对山外世界充满幻想的他，其时肯定没有想到这就是不归之路，他已再无机会尽人子之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