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第9/11页）

这种心智定型的现象是惊心动魄的。用我的类人孩概念，这意味着定型的中国国民在人类进化的阶梯上停步不前，他们心灵封闭、自以为是，难以沟通。因此，我们以现代文明的眼光打量同胞，不免发现一些阶层的返祖、退化，而且他们成为丛林的物类，成为残忍的化身。甚至从代际上说，五四新青年们比他们的孙子孙女一代人，要开放百倍千倍；而80年代开始表达的野夫，比新千年的网络新新人类们要博爱、宽容百倍千倍。三个世代的现代转型，都以开放、融入国际大家庭、为世界做贡献、回归人类文明主流等精神宣示他人，却一再地向他国宣战、以流氓无赖手段叫嚷反击了“反华势力”，事实却光棍般地“光荣孤立”，就分别有义和团、红卫兵、左愤和右愤的新新人类网民作祟，在“中国劫”中充当了僵尸魅影。

七

在最近一次的现代转型里，我指的是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即向右转的“中国劫”中，最初的个性解放、文化启蒙早已发生了变异。在我们大陆中国各个阶层的心理结构深处，国家大于个人，个人利益最终依附国家利益，你的名字比我的生命更重要，等等宏大叙事，跟个人生活的纵欲、变态奇特地扭曲又统一于一体。在我们中国国民的辞典里，在我们集体记忆或个人心理深处，人生等于权势、成功、富贵、小康、总动员起来的欢乐文艺歌会、奥斯维辛般窒息了的快乐大本营，等等，人生社会没有身体的感受、没有精神的追求。

我曾经说过，对于改革开放以来活着的中国成年公民来说，生存是暧昧的、羞辱的。那些少年时代的梦想是一个作家或物理学家，梦想做画家或民主斗士的中国人，他们在当代中国转型的悲喜剧里成功转型，发了横财或成为成功人士的人，应该承认自己无能面对人性的阳光。所有当代中国的成年公民们，我们这些类人孩们，扪心自问，我们不能说我们是绝对正直的人，是清白无辜的，是所有人也即人性的榜样。我们要承认中国的污染和匮乏，承认中国人的黑暗、肮脏和残忍。任何一个在中国繁荣或中国崛起神话里活着的成年公民，或任何一个在中国转型里建功立业的人，都不能说我们是所有人也即人性的裁判，都不能说我们活出了德性和正义，我们得承认我们跟这个经济繁荣的国家一起，毛孔里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对祖先、文明、人性和我们的孩子来说，我们都有一些难以启齿的事。

遗憾的是，中国的灵魂记录者们很少面对这样的事实。对暂时功成名就或小康了的汉语作家来说，快乐大本营氛围下的挽歌和尘世记忆是不合适宜、不识时务的，但对野夫来说，即使社会真的繁荣、中国真的崛起，他个人也有权利表达。尽管野夫是给朋友们中带来笑声最多的人，他的幽默、口才令人叫绝，但野夫绝不奉迎这个时代，相反，野夫表达了一种中国人的存在主义，这是屈原、李杜、苏东坡、曹雪芹、鲁迅以来的语言抗争和文字见证。

野夫表达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意义上的扪心：“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是否配得上我所受的苦难。”所以野夫会写挽歌，会为他亲历亲闻的民胞物与作下忠实而不朽的记录。野夫表达的是托尔斯泰的德性世界：“你改悔罢！”是审问意义上的尼采、布莱希特、帕斯捷尔纳克。尼采开宗明义表达说，他要谈论的是即将到来，而且不可能以其它形式到来的事物：虚无主义的降临。布莱希特在《致后代人》诗中开篇即说：的确，我生活在黑暗的时代。帕斯捷尔纳克则借耶稣之口同样坚信，“三天后，我将复活”：所有的时代将从黑暗中涌出，像木排，像商队的木船，依次涌来，接受我的审判。野夫不止一次地痛惜：“一个民族的人伦天良，是如何在高压下破坏殆尽的，我们现在终于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日后的历次运动中，有那么多的家人内部的揭发和互相残害。要恢复这些基本的人性底线，我们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啊。”他的挽歌写作，显然既是哀挽，又是审判，因为汉语借他之手显现了人性的最高价值和最终归宿，汉语借他之手完成了一次因果律：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如同网络读者们明见的，野夫“组织后的命运”一类文字，既不像论文，又不像散文，更像一自成经典的声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