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第8/11页）

关于中国文章可以展开成巨制长篇，但对于它的特征其实可以诉诸常识。我在《破碎》一文中提及：“轴心时代的东土诸子，孔老墨庄孟韩屈平，几乎都出身于贵族，游走于诸侯，就食于豪门。……即使周文有蔽，春秋临乱，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但这个大陆上的言语、暴力、粮食连同活人，都属于上流社会，都属于君王贵族。”

我在《破碎》中还说：“这可能永远是中国作家的耻辱。中国的作家很少表现人的内心世界，更没有将人的内心感知创造出一个跟外界同样强大的认知王国。写作在中国作家笔下似乎完全成为游戏，一种表白自己处于优越地位的工具。”“中国文字过早地为国家（王朝）权力征用，它本来比类天地万物，却在权力的控制里越来越枯瘦、灰暗，它不属于引车卖浆之流。它穿透不了规模、权力、人心，而依附于专制生活，狐假虎威，为虎作伥。最终这些干枯的文字反制人心，使得出身最底层的人接触了它，也会忘记自己的来路和去处，忘记自己生于世间的道义德性。甚至那些民众或贵族们在罪苦的缝隙，所发出的微弱的呼吸，所喊叫出来的话语，都如同狂风中的落叶，从来没有成就出一个绝大的不可逾越的世界。”“中国文明要活画出它那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是难的。中国文明要成就出一个自由独立的人来，是难的。西方的思想家观察到，在中国文明里，只有君王一人是自由的；这其实仍是假象。在中国，从圣贤到皇帝，到贩夫走卒，没有人超越了他的人伦秩序，而获享真正的自由。”

尽管一再有人总结汉语作家的成就，总结中国散文的辉煌，但这些成就在经验并表达中国人的生存方面是可怜的。那么多的散文作家，却少有站在国家社会层面、站在历史的维度上的精神人格，少有作家站在人生正义和社会正义的维度上说话，少有作家为我们提供中国人生存的个人正义和社会正义，少有作家表达我们中国人的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

因此，中国文学，尽管每隔一个世代会有一次新生旅程，如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革命，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文学号召，如改革开放时期的现代派文学追寻，但这些文学最终走上了迷途，成为文明的反动、专制的帮闲帮凶。这其中，最为严重的，莫过于文学通过假象而毒害了国民的心智，使得在管制和异化的双重侮辱和损害中的国民无能自觉，认命地接受了丛林法则、社会达尔文主义、存在即合理等奴性思维和顺势思维。历史学家观察到，中国现代转型的每一次启程，文学率先呐喊，成就却不敢恭维。社会学家揭示出，中国现代转型的制度建设，每一次国民平等、共和式的制度磨合，结果最终在制度未定型时先定型了社会结构：上下分层，人分三六九等，如《动物庄园》一书中最后的法律：所有的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它动物更加平等。

以此反观我们当代中国，经过三十年的经济建设，社会结构早已定型，而制度建设仍遥遥无期。即以改革前的城乡二元结构中的农民阶层为例，今天的中国农民不仅在一世代的时间内没能突破二元结构的壁垒，而且在行政框架变本加厉的管制下，又增添了资本压迫、知识异化的人生困境，于是，这个大陆中国的贱民阶层，几乎被永远踢到了小康更不用说现代性的门槛外面。今天，列入中国八大或十大阶层中最具人口优势的农民，其社会结构定型的现象已经触目惊心，更令人心酸的乃是其心智的定型。在文学中国的帮忙帮闲里，农民阶层注定是一个节日里的喜剧对象，是一个天生与现代国民待遇有别的粗鄙、无教阶层，是一个精气神完全败落、无能自主、而必然被代表者，是一个有着不为外人所知却可为外人欣赏、玩味的农家乐对象。而在这一心智定型的中国生态里，各个阶层彼此隔离、相互歧视甚至抱有敌意，各个阶层各自则有自我认知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