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忆前身（第3/4页）

胡先生把我一年后的信记忆成数日后，也把我信的内容在传达时升华了，成为他的创作和审美。他且把这次见面比做譬如梁武帝与达摩的见面问：“对朕者何人？”曰：“不识。”不但武帝不识，达摩自己亦不识。胡先生就是这样，总能把芝麻烂事弄成个好像公案绝唱。

四

阿城写过，一九八四年底，他在《收获》杂志见到《倾城之恋》，读完纳闷了好几天，心想这张爱玲不知是躲在哪个里弄工厂的高手，偶然投的一篇如此惊人。看来关于张爱玲，大陆是比台湾晚了至少三十年。在台湾可以说，我们是读张爱玲长大的。弱水三千取一瓢饮，每人都从张爱玲那里取得了他的一瓢。这样的文化构成，跟大陆，的确不同。一言以蔽之，个人的自为空间。

大半世纪前，胡张初见时，两人讲了五个钟点话，无非是胡在滔滔发表对张作品的见解。再遇见张，胡说：“你也不过是个人主义者罢了。”

此处我录一段胡的《论张爱玲》，载于一九四四年六月上海《天地》月刊：

讲到出走，她的一张照片刊在《杂志》上的，是坐在池塘边，眼睛里有一种惊惶，看着前面，又怕后头有什么东西追来似的。她笑说：“我看看都可怜相，好像是挨了一棒。”她有个朋友说：“像是个奴隶，世代为奴隶。”我说：“题名就叫逃走的女奴倒是好。”过后想想，果然是她的很好说明。逃走的女奴，是生命的开始，世界于她是新鲜的，她自个儿有一种叛逆的喜悦。

出走，抑或逃亡，从哪里出走的？逃亡的什么？比较张爱玲当时包围着她的生活样式和状态是怎样的，即大约可判断他们作品所踩到的高度、远度、深度是怎样的。用阿城的讲法是，“我的许多朋友常说，以中国大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酷烈，大作家大作品当会出现在上山下乡这一代。我想这是一种误解，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文化本质是狭窄与无知，反对它的人很容易被它的本质限制，而在意识上变得与它一样高矮肥瘦……又不妨说，近年评家说先锋小说颠覆了大陆的权威话语，可是颠覆那么枯瘦的话语的结果，搞不好也是枯瘦，就好比颠覆中学生范文会怎么样呢？”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胡先生《论张爱玲》已写道：“正如鲁迅说的，正义都在他们那一边。他们的正义和我们有什么相干？而这么说说，也有人会怒目而视，因为群众是他们的，同志也是他们的，我又有什么‘们’？好，就说是和我不相干吧。于是我成了个人主义者。”

胡先生道：“这样的个人主义是一种冷淡的怠工，但也有更叛逆的。它可以走向新生，或者破灭，却是不会走向腐败。”

我回想胡先生平日聊起，总说，张爱玲是叛逆的。还有是说，张爱玲倔强，性子硬。但又说张爱玲谦逊，柔和。

五

读张爱玲长大的我们，结果，她可能成了我们头上的乌云，遮得地上只长弱草。什么时候，她已成为我想要叛逃的对象。

首次我感觉到压力，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乡土文学论战。当时我们在念大学，那个年纪能写什么，无非青春无谓的烦恼，白日梦，爱情，以及自己以为的人情世故，小好小坏。这些，虽不至到商女不知亡国恨的地步，亦相去不远矣。学校里建筑系那些男生，背着相机上山下乡拍回来的强悍黑白照，配上文字报道，帅啊，太时髦了。

这压力的具体化身，最高标的一位就是陈映真。一度，他甚至是我们的道德压力。

后来办三三，我们都说要做“士”，要研究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学问，切莫以文人终身，遑论小说家不过一艺而已。

今年五月，我先后收到两件文献影本，系一九九一年我们整理出版《胡兰成全集》时遍寻不着的，如获至宝。一件是胡先生的社论结集，《战难和亦不易》，写于一九三九年一月至十二月，共一百零五篇，前半在香港南华日报，后半在上海中华日报，一九四零年一月中华日报出版。另一件是《苦竹》杂志，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一月，一九四五年三月，总共三期，刊有张爱玲的《谈音乐》、《自己的文章》、《桂花蒸阿小悲秋》，炎樱的《死歌》、《生命的颜色》，以及无数篇胡先生的化名撰述，典型一本同仁杂志。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三三集刊》乃《苦竹》还魂也，胡先生七十岁了，他真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