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生活（第3/4页）

三十年代的东京，中国留日的学生有个组织——中华同学会，人们告诫我，去那里，会受到满洲特务的监视。我没有被吓倒，终于打听到了，我们吉林女师的一个叫颜毓荷的同学，初中毕业后去北平读了民国大学，常在中华同学会出入。于是，在颜毓荷那响着风铃的贷家小屋里，我见到了一群颜的朋友。他们悄悄地为我唱起了东北流亡学生的歌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指引我去内山书店看中国大后方的书，指引我去逛神田街的书市……那是些什么样的书啊！朱光潜的《论美学》、郭沫若的《屈原》、何其芳的《画梦录》……还有萧红的《商市街》，萧军的《八月的乡村》。我的视野扩展到了中华大地，我的同胞在我的眼前活生生地站立起来，我找到了中国人的感觉。民族的温暖使我心潮激荡，我忘记了我的东京女大，我在上着中国人的大学，在日本帝国的心脏——东京。

神田街的书市拓宽了我的思维，我看到了日本人重视文化的一面，那结晶着人类智慧的书带着馨香溶入了我的躯体，书摊旁的盏盏小灯，合着夜的深邃向我述说着世事沧桑，向我介绍了马列主义，给我说明什么是剥削，什么是剩余价值，我浮沉在书海中，上着真正的大学。

这时我结识了我的丈夫柳，他在北平辅仁大学学数学，中途来到日本的早稻田大学学经济，他说中国的落后，病根在于没有现代的经济。他是个非常非常好学的人，正着迷于早大的早期毕业生、当时是名记者的石桥湛山关于中日两国国情的论述，他说，石桥的论述说尽了中日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卢沟桥的炮声，证明了石桥论断的准确。给我上了关于故乡沦陷的主课。

丈夫考进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做记者后，我转学到了神户女子大学，那间私立的，由东京女大早期毕业生主持的大学是培养贵妇人的温床，日本很多女名人、很多外交官的夫人都出自该校。我选择了家事课，只因为家事课的功课比较轻松，我要腾出时间来读我自己选定的课业。

当时的日本，把席卷二十世纪的马列主义作为学术研究对待。他们也抓共产党，但不禁书，就说列宁的《论国家与革命》吧，就有两三种不同的由俄文、德文译成的日文版本。当时在京都帝国大学读经济的于明仁，在奈良女高师学历史的田琳，同是大阪《每日新闻》记者的鲁凡，雪萤和我及丈夫成立了自发学习的小团体，像吞食食粮一样地猎食着这些红色书籍。想起那时的热忱，至今仍然心动。一位哲学家曾总结说：二十世纪初期的青年，不信仰共产主义是没有心，真是一语中的。

我们如饥似渴地寻觅着救国之路，究竟一个什么样的政权才能打败侵略者，我们互相辩论，互相启发，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在日本的古都奈良，凌晨走出夜读的田琳的小屋，奈良温婉的小鹿呦呦地叫着走过来接受人们的抚摸时，我总是泪在眼眶里转，把自己的宵夜——白薯干送到小鹿的唇边。那时，日本人果腹的白米已经短缺了。我们学校里也有了所谓的“勤劳奉仕”，不定期地到被服厂去协助缝制军衣。庞大的军服需要，说明战争的激烈化程度，被媒体煽起来陷入战争泥淖的日本百姓也朦胧地觉察到了大东亚帝国很可能是个难圆的梦。

神户女大家事系的主课是古文学、美学、茶道、花道及外国语（英语、法语还有德语）。茶道所营造的人生气氛，对我影响很深，那是个洗涤灵魂的场所。学校里的茶道教室，围在一丛绿竹之中，我们按照茶道祖师千利修的规则，洗盏、泡茶、静心、修身，把世俗尘声锁定在翠竹之外，意静神驰地享受茶香中的恬淡人生。彼此奉茶时，我注意到了忧愁已经悄悄地爬上了这群淑女的眉梢，她们中的亲人——哥哥或弟弟，甚至是未婚夫、丈夫，出征后已经做了他乡之鬼。再恬淡，也无法脱开这种亲人遽亡的伤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