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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卢门塔尔再次无言地思索了一会儿。“好吧。”最后他小声答应。

希尔施从那把金色椅子上站了起来。“明天，同一时间。”

布卢门塔尔点点头，他突然间汗流浃背。“我儿子病了，”他小声说，“我唯一的儿子！可您呢，您却来……您应该感到羞耻！”他突然大声说。“人家在绝望……可您……！”

“博瑟也在绝望，”希尔施平静地答道，“此外他肯定会告诉您，哪位医生对治您儿子的病来说是最好的医生。您问问他。”

布卢门塔尔无言以对，他不断捉摸此事，脸上呈现出一种奇怪的表情——真正的仇恨与真正的痛苦同时并存。我知道，失去钱财的痛苦确实可以表现得如同个人病痛一般真切，但我觉得此时起作用的还有别的因素。就好像布卢门塔尔——以一种迷信的方式——突然意识到，他儿子的病痛与他对博瑟医生的欺骗之间存在着一种神秘的联系，所以他才如此迅速地让了步。可这种软弱无能却更加深了他的仇恨。

“你相信他儿子真的病了吗？”当我们重新置身豪华电梯中时，我问希尔施。

“为什么不该信？他并没有以此为借口来少给钱。”

“也许他根本没有儿子。”

“我相信儿子还是有的。一个犹太人是不会用家里人开这种残忍玩笑的。”

在电梯中镜子的反光照射下，我们飞快地来到地面。“你到底为什么带我一起来呢？”我问。“我一句话也没说上。”

希尔施微笑道：“出于老交情。因为拉昂规则。也为了让你受到更全面的教育。”

“已经有很多人致力于我的教育了，”我回复道，“从莫伊科夫、西尔弗直到雷金纳德·布莱克。此外我也已经知道了，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是天使。”

希尔施笑了。“但你还不知道，一个人是很难真正改变的。你还相信，不幸会让人变好或变坏，这是致命的误解。带你来，是因为你长得像纳粹，用你来吓唬布卢门塔尔。”

我们来到像洗衣房一样闷热的大街上。“在美国还能用这个吓唬人呀？”我问。

希尔施站住了。“我亲爱的路德维希，”他说，“难道你仍旧不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恐惧的时代？真实和想象出来的恐惧？对生活的恐惧，对未来的恐惧，对恐惧的恐惧？而且无论发生了什么，我们流亡者永远都无法摆脱恐惧？你从来不做梦吗？”

“哪能啊，有时也做。谁不做梦啊？美国人也做梦。”

“他们做梦也跟我们不一样。在我们身上，那可诅咒的生存恐惧已经刻骨铭心。白天还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可夜晚呢？意志在哪儿？控制在哪儿？”希尔施笑了。“布卢门塔尔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这么快就妥协了。他妥协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样他仍然占着便宜呢。那些被他侵吞的邮票价值翻番。可如果我让他吐出全部数额，尽管他儿子病着，他也会负隅顽抗的。就连犯罪也有其法则。”

希尔施步伐轻快地走在午后那热腾腾的空气中，他令我又想起了在法国的时光。他的脸比平时绷得更紧，更消瘦，充满活力。我觉得他在美国第一次如鱼得水了。

“你相信布卢门塔尔明天中午会付钱吗？”我问。

他点点头。“一定会的。他不敢冒被告发的风险。”

“你有什么可以告发他的吗？”

“一点儿没有。只有他的恐惧，而这就足够了。他为什么该为一千多美元冒不能入籍的风险呢？《拉昂摘要》中的老办法，虚声恫吓，路德维希，不过恐吓的方式总在花样翻新。这回不是太雅，还有那么点儿脏。可不脏又难以伸张正义。”

我们在希尔施住的那家卖收音机的店铺前停下脚步。“美丽的玛丽亚·菲奥拉在做什么？”他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