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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招呼侍者阿方斯，莫伊科夫也站起了身。期待着争端再起的人都失望了，咒骂声戛然而止，两位西班牙女郎裙裾摇摆地退了场。

“她们俩到底是哪儿来的？”拉乌尔问。

没人能够回答，每个人都以为她们是别人带来的熟人。“反正也无所谓，”拉乌尔大度地说，“生活中什么事不会发生？现在你们懂了吧，女人对我来说为什么是陌生的？不知为什么，跟她们在一起人总会变得可笑。”他转过身问玛丽亚：“菲奥拉小姐，没有伤着您吧？”

“只伤到了心灵。那只飞来的盘子被佐默先生截住了。”

“您呢，伯爵夫人？”

老妇人做了个不值一提的手势。“连枪都没开。”

“那好，阿方斯，最后再给大家上一圈酒，压压惊！”

那位波多黎各女子突然唱起了歌。她的嗓音深沉而洪亮，边唱边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位墨西哥男子。这是一首充满激越和自然欲望的歌，几乎是悲恸的，它远离任何思维与文明，以致它同时兼有些许死亡的肃穆。那时人类还不知何谓最人性的善良、幽默和笑，这首歌直接、淫荡而无辜。墨西哥人纹丝不动，那女子除了嘴巴和眼睛，也一动不动。他们俩四目相视，眼都不眨，歌曲的旋律越来越强，犹如汹涌的波涛。他们虽无任何接触，却已融为一体，在场的每个人都能感觉到这一点。大家沉默不语，当歌曲旋律渐缓时，我看到玛丽亚·菲奥拉已然热泪盈眶。我还看到其他人也都愣了神，拉乌尔、约翰、莫伊科夫，甚至拉赫曼与女伯爵，众人在瞬间都被这个女子勾走了魂。而这个女子的眼中则只有那个墨西哥人，在他身上，在他那张卑鄙的小白脸上她看到了生活，这种生活既不奇特，也不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