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第7/7页）

“您怎么喝起伏特加的呢？”她问。“在您的祖国，人们一般不喝这种酒。”

“我知道。在德国，人们平常喝啤酒和烧酒。可我把祖国忘了，我既不喝啤酒，也不喝烧酒。我也不是嗜伏特加酒如命的主儿。可您为什么喝这种酒呢？在意大利，人们一般也不喝这玩意儿。”

“我母亲是俄国人。而且伏特加是唯一一种喝后身上不散发酒精味的饮料。”

“这也是个理由。”我说。

“这对女人来说很重要。您一般喝什么酒呢？”

这是何等愚蠢的聊天啊，我暗想。“有什么喝什么，”我说，“我在法国若有葡萄酒，就喝葡萄酒。”

“法国！”姑娘说。“德国人把法国糟蹋成什么样了！”

“我可没参与。那段时间我正被关在法国一所拘留营里。”

“当然！作为敌人！”

“作为逃避德国人的难民。”我笑道。“您好像忘了，意大利和德国是盟国，他们一起进攻法国。”

“那是墨索里尼干的！我恨他。”

“我也恨！”我说。

“我还恨希特勒！”

“我也恨。”我说，“这么说来我们几乎就是否定派同盟者了。”

姑娘心存疑窦地望着我。“这也不失为看问题的一种方法。”然后她说。

“有时是看问题的唯一方法。不久前莫伊科夫甚至也属于否定派同盟者。德国人占领了他出生的那个村子，把村民全部变成了条顿人。现在这又成了历史。俄国人把村子又夺回去了，他又成了俄国人。用您的话说就是变成了敌人。”

玛丽亚·菲奥拉乐了。“您看问题的方法挺怪的！那实际上我们到底是什么呢？”

“人，”我说，“但大多数人早把这一点忘了。是早晚得死的人，这一点大多数人也忘了。人们最不相信的就是自己的死亡了。再来一杯伏特加？”

“不啦，谢谢！”她站起身边与我握手边说：“我得走了。去干活。”

我目送她离开旅馆。人们听不到她的脚步声，她不是小步疾走，而更像是从丑陋的家具间滑过，丝毫没有碰到任何东西似的。我想，这大概是她当时装模特的职业习惯。现在她又把头巾缠在头上，突然间看上去显得婀娜多姿，但一点儿也不脆弱，可以说带有一种强硬、几乎是危险的优雅。

我放回酒瓶，走上了大街。替补门房菲利克斯·奥布赖恩站在外面，浑身酒气，就像一间下等酒吧散发出的味道。“过得怎么样，菲利克斯？”我问。

他耸了耸肩。“起床，吃饭，干活，睡觉。能有什么区别呢？千篇一律。有时真不知道人为什么要这么继续活着。”

“是的，”我说，“可人还是继续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