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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慢悠悠地走下楼梯，为的是不引起注意。展厅内没有几个人，根本没人理会我。我穿过马路，回头望了一眼。觉得看到了窗后一张苍白的脸。

我站起来再次走到窗户前，旅馆对面现在已笼罩在黑暗中。只有一扇窗内还亮着灯，窗帘没有拉上，一位男子穿短裤站在一面有镀金镜框的镜子前，他在往自己脸上扑粉。然后他脱掉短裤，赤身裸体地在那儿站了一会儿。他的胸部有文身，但没有胸毛。他穿上一条黑色丝绸花边裤，戴上一个黑色乳罩，然后开始充满爱意地往乳罩里塞卫生纸。我茫然地望着对面，并不清楚那里在发生什么事。我转过身打开顶灯，拉窗帘时我发现对面那间亮着灯的窗户也拉上了窗帘，窗帘是红绸的，而旅馆的窗帘则是棉布的，咖啡色。

我下楼去找莫伊科夫，却找不到，他大概出去了。我坐进那间有丝绒沙发的沙龙，在那儿等他。过了片刻，我好像听见有人在哭，哭声不大，起初我没有注意到，但后来哭声还是刺激了我的神经。我走到沙龙后部，看到蜷缩在沙发上的玛丽亚·菲奥拉，沙发旁的花架上摆着一盆观叶植物。

我本想转身走开，因为现在我最受不了的就是这位咄咄逼人的主儿了。但她已经看到我了。她大睁着眼哭，尽管泪眼婆娑，却没什么能逃得过她的眼睛。“我能够帮助您吗？”我问。

她摇了摇头，像一只想怒叫的母猫那样望着我。

“心情不好？”我问。

“是的，”她说，“心情不好。”

厌世，我想。这种情调属于另一个浪漫的世纪，不属于这个充满大屠杀、酷刑和全面战争的血腥时代。她大概失恋了。“您也许要找莫伊科夫吧？”我说。

她点点头。“他在哪儿？”

“不知道，我也在找他。他八成到各处去送他制作的伏特加了吧。”

“当然。人们需要他的时候，他总是不在。”

“严重失职，”我说，“可惜这种事屡见不鲜。您想与他喝伏特加？”

“我想和他聊聊。他饱经世故！伏特加有什么用？这儿的伏特加在哪儿？”

“也许接待台那儿有一瓶。”

玛丽亚·菲奥拉摇了摇头。“那柜子锁着呢。我已经试过了。”

“他本不该锁柜子的，作为俄国人他应该知道绝望时刻是什么滋味。可那么一来，他那位助手爱尔兰人菲利克斯·奥布赖恩会早就烂醉如泥，会把所有的钥匙都搞混。”

这姑娘站起身，我吃惊地凝视着她。她头上包着一块松软的绸巾，里面的金属卷发夹像左轮手枪的枪筒般支棱着。

“怎么了？”她不解地问。“我看上去像个大怪物吗？”

“这倒不是，但看上去挺危险的，像头上插着武器。”

她一把扯下缠在头上的绸巾，她发间的卷发器是由金属和金属丝制成的，看着就像是小型德国手榴弹。“你是指这个吗？”她问。“我的发型？待会儿别人会给我拍照，所以做了头发。”

“您看上去好像要从所有的管子里向外开火似的。”我说。

她突然笑了。“我希望自己有这种本事。”

“我房间里还有一瓶伏特加，”我说，“我可以去取，杯子这里应有尽有。”

“这是个好主意！您刚才怎么没马上想到呢？”

我那瓶酒还剩了半瓶，是莫伊科夫以成本价卖给我的。我不是孤独的饮酒者，我知道，一个人喝闷酒会越喝越愁。我对那位头上插满“枪管”的姑娘也没有什么过多的期望，但我知道一个人待在房间里情况会更糟。我顺手把桌上的那件青铜器放进了柜子里。

我回来时，玛丽亚·菲奥拉已经判若两人。眼泪看不见了，脸擦了粉，收拾得清清爽爽。头发上的卷发夹也摘掉了，披下的头发并没有像我预料的那样波浪起伏，而是直的，仅仅在颈后有一道波浪。并且头发也没像我起初想象得那样染过，如干草般枯竭，而是天然褐色，带着桃花心木的光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