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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吉勒姆轻声说，疑问的眼光瞥向史迈利。

一个工人蹒跚地走进光晕里。他似乎挺起身子，就像所有人在走出赏鸟步道那一刻所做的一样，仿佛从背上卸下了负担。他带着一个小手提袋，和一个像铁路工人用的灯。他身形瘦小。但史迈利即使曾注意过这人，此时也已将注意力转回他棕色外套的衣领，沉湎于孤寂、遥远的思绪中。“如果他要来，就会准时到达。”史迈利曾这么说。那么，我们何必提早两个小时到这里？吉勒姆想问。为什么我们要坐在这里，像两个陌生人，从小杯子里喝着甜咖啡，吸着这间差劲的土耳其厨房的油烟，谈着无聊的陈腔滥调？但他早已知道答案。因为我们有义务，如果史迈利有谈话的心情就会这么说。我们有义务关心，有义务等待，在这人努力逃离他所协助建立的制度时，我们有义务彻夜警戒。因为只要他企图奔向我们，我们就是他的朋友。没有其他人站在他那一边。

他会来，吉勒姆想。他不会来。他可能会来。如果这不是祷告，什么才算是？

“还要来点咖啡吗，乔治？”

“不，谢谢，彼得。不，我不想，不。”

“他们好像有什么汤。除此之外就只有咖啡。”

“谢谢你。我想我已经喝够了。”史迈利说。他的语气非常平淡，仿佛乐于让别人听见似的。

“嗯，也许我还是要点一些东西，替他们分担租金。”吉勒姆说。

“租金？对不起。当然。天知道他们是靠什么过活的。”

吉勒姆点了两杯咖啡，并付了钱。他思虑周密，一走过去就付钱，以防他们匆忙离开。

看在乔治的分上，一定要来，他想；看在我的分上，一定要来。为了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来，这是我们梦想已久、却永远无法实现的丰收。

“你说宝宝什么时候出生，彼得？”

“三月。”

“噢，三月。你取好名字了吗？”

“我们还没认真想。”

对街，有一家卖锻铁、锦缎、假毛瑟枪、白镴之类回收再生的家具行，在门口灯光下，吉勒姆认出托比·伊斯特哈斯戴着巴尔干毛皮帽的身影，正假装细看商品。托比和他的团队负责这条街，山姆·科林斯掌控观测据点，各司其职。至于逃离现场的车辆，托比坚持要用出租车。现在，出租车就停在那里，总共三辆，毫不起眼，在车站拱门的暗处，雨刷上夹着纸条写道：“暂停服务”，司机站在小吃摊旁，吃着盛在纸盘里的甜酱热狗。

这个地方是地雷区，彼得，托比曾警告说。土耳其人，希腊人，南斯拉夫人，一大堆恶棍。连该死的猫都会监听，一点也不夸张。

别窃窃私语，史迈利命令道，别喃喃自语，彼得。告诉科林斯。

来吧，吉勒姆热切地想。我们全在这里支持你。来吧。

吉勒姆的目光从托比背后，慢慢转到科林斯观测据点所在的那幢老房子的顶楼窗户。吉勒姆曾担任过柏林的任务，这样的观测工作他做过不下十次。望远镜、照相机、定向麦克风，所有无用的硬设备，只为了想让等待变得更轻松；无线电的噼啪声，咖啡和香烟的气味；双层床。他想像着，那个被挑选上的西德警察不明白自己为何会被带到这里，而且要一直待到行动放弃或成功为止。这人对这座桥了如指掌，一眼就能从散兵游勇中辨识出正规军，最细微的风吹草动也能在噩运降临的一刹那间掌握住：寂静地躲过监视，民警的狙击手悄悄定位。

但如果他们对他开枪呢？吉勒姆想。如果他们逮捕他呢？如果他们留下他——他们很可能会这样做，况且他们以前也这样对待其他人——脸朝下，躺在距弧光灯光晕不到六英尺处的赏鸟步道上，流血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