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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安东请求道：“恐怕我需要打个相当紧急的电话。”

“打给谁，先生？”

“我妻子。”

“我可以问一下为什么我们需要打电话给妻子吗？我已经八年没跟我妻子打电话了。”

“我们家有点麻烦。我们的一个好朋友病了。她在他病床边。我妻子……在医院里……照顾他。他快死了。”

麦克西离开那个法国人，加入到我和安东的谈话中来。他似乎有些话没听见。

“在哪里快要死了，孩子？”

“在医院，先生。”

“什么病？”

“急性血液病。很严重，治不了。”

“死不了。哪家医院？”

“北伦敦地区医院。”

“公立还是私立？”

“公立的，但有私立部分。一小部分。有一层病房专门给血液病患者治疗用。”

“他还想再活一年。快要死了的家伙总想再活一年。他想不想？”

“他没这样说过，先生。嗯，他熬不了那么久。就我所知，不能。”

“他还能吞咽吗？”

我记起让-皮埃尔呼吸时发出来的工业酒精的臭味。是的，他能吞咽。

“我建议，乘人不注意加大药量让他安乐死吧。给一瓶乳化阿司匹林，这他可缺不了。确保你妻子的指纹不在瓶子上。把瓶子塞到他枕头下。你带手机了吗，安东？”

“带了，队长。”

“让他打个电话，然后交给收手机的人。行动期间不许带手机。也别他妈的抽烟。”他对整个屋子的人喊了起来，“各位，最后一支烟。现在把烟蒂都扔出去。”

“我想一个人待着。”我们又单独待在一起时，我告诉安东。

“我们都想一个人，不是吗，先生？”他回答道，但并不从他站的地方走开。

我脱掉我的哈里斯牌夹克，卷起我左手衣袖，现出汉娜用她耳后那根标签笔亲手写在上面的病房电话与分机号。我拨了号，一个女人的声音传了过来：“热带病病房。”带有牙买加口音。“嗯，你好，格蕾丝。”我高兴地说道，“我打电话过来是要问一下那个病人让-皮埃尔的情况。我相信汉娜就在他病床边。我可以跟她讲话吗，求你了？”

“萨尔沃？”我的心跳了一下，但对方还是格蕾丝。“是你吗，萨尔沃？那个口译员？”

“是的，是我。我想跟汉娜说话，求你了。”我一直让手机紧贴着我的耳朵，以防安东偷听。“是件私事，有点急。请你把电话交给汉娜好吗？就告诉她，是……”——我刚想说“萨尔沃”，但还是及时收住了口——“我。”我说道，对安东笑了笑。

格蕾丝跟汉娜不一样，她可不会踏着非洲劲舞的节奏做事。她认为，如果有什么事值得去做，那就值得慢慢去做。“汉娜很忙，萨尔沃。”她最后这样抱怨道。

忙？跟谁在忙？怎么个忙法？我换了一个像麦克西一样的军人式语调。

“那没关系。可能我只要跟她讲一分钟，行吗？事情很重要，格蕾丝。她知道是什么事。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请跟她说一声。”

又停了好久。安东也耐心地等着我打完电话。

“你还好吗，萨尔沃？”

“很好，谢谢关心。她来了吗？”

“汉娜跟护士长正在开个真的很重要的会议。他们不喜欢被打扰。你最好过后再打来，萨尔沃。可能明天吧，明天她休息。”

跟护士长？那个就像掌管着全世界的护士长？真的很重要？是关于什么的？跟结过婚的口译员睡觉？我必须给她留言，但说些什么呢？

“萨尔沃？”格蕾丝又说话了。

“什么事？”

“我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

“什么消息？”

“关于让-皮埃尔的。那个走到哪睡到哪的老流浪汉。他死了，萨尔沃。汉娜真的很伤心。我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