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十六日夜 序言（第2/6页）

被谴责的不是他见不得人的商业手段、他的无情、他的背信弃义，而是他的雄心抱负。他的能力、自信，他的人生和名誉的迷人光环被特写、夸大、过分强调了，然后成为那些嫉妒克鲁格并为他的垮台感到愉悦的庸人们的谈资。那是一种幸灾乐祸的、发泄仇恨的娱乐方式。这种娱乐的典型对白不是“他是怎么坠落的”，而是“他怎么敢飞上天”。假使在伊卡洛斯和法厄同(3)的年代有一个世界性的媒体，这将是他们可能收到的那种讣告。

伊瓦尔·克鲁格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他用合法的方式白手起家；是他在政界——混有经济因素的政界——的危险涉足毁了他。为了使他的火柴产业在全世界获得垄断地位，他开始向许多欧洲国家发放巨额贷款以换取在那些国家的垄断地位——这些贷款都没有清还，他也无法收账。为了隐瞒损失，他在他的资产和账单上开始了难以置信的招摇撞骗。在最终的分析当中，从被克鲁格欺骗的投资者的毁灭中牟取暴利的不是克鲁格自己，而是欧洲各国的政府。（但是当政府采取这样的政策时，它们不被称作骗局，而是赤字融资。）

克鲁格去世时，吸引我的并非他的故事中政治的一面，而是公众舆论谴责的本质。他们在谴责的不是一个坏蛋，而是一个伟大的人；这个人的伟大使得我想要为他辩护。

后来，将伊瓦尔·克鲁格模糊象征的人生观夸张化，以及使之与克鲁格的攻击者所公然揭露的人生观根本对立，就成了我写《一月十六日夜》的使命。

剧中从未出现过的男主角比约恩·福克纳并不是伊瓦尔·克鲁格；他只是伊瓦尔·克鲁格也许曾经有过的一个形象，或者说，也许克鲁格应该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形象。比约恩·福克纳，和因谋杀罪名而被告上法庭的他的秘书兼情妇凯伦·安德列代表了剧本当中的一方，另一方的代表是约翰·格雷汉姆·怀特菲尔德和他的女儿。证明和推翻指控的事实论据是大体均衡的。争论的焦点在于目击证人的可信度。陪审员不得不选择相信哪一边，而这取决于陪审团成员自己的人生观。

或者，至少，我是那样希望的。甚至在当时我便意识到，大多数人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都会与我不同，而且大多数人在定罪上、价值观的选择上，以至于在其人生观上都不那么始终如一。我也意识到，他们很有可能会错过基本的情节矛盾，然后会在当时表演气氛的刺激下做出决断，而没能赋予他们的裁决更深的意义。

而且我知道，一个人生观的问题不是一场以观众为陪审团的法庭剧的最佳选择，一些更加明确的有争议的问题会更好一点，比如说计划生育、安乐死或者“试婚”，但是我真的没有别的选择。在我的人生中，我还没能创作出一个故事来讨论某个范围狭窄的问题。我个人的人生观需要一个有关伟大人物和至关重要的基本原则的主题；我无法让自己对任何其他主题发出兴趣——无论当时或今日。

表现一个理想化的人一直是我写作的动机。我不认为比约恩·福克纳是一个完美的典范，但我还没有准备好尝试刻画一个理想化的人；这个理想化的人在我创作中的第一次出现是《源泉》中的霍华德·洛克，然后是《阿特拉斯耸耸肩》中的主人公们。我真正准备好的是描写一个女人对她的完美男人的感觉，这恰恰是我在凯伦·安德列身上所寄托的。

那些热衷于跟踪我个人发展的人将会意识到这部剧本和我后来创作的小说所表达的人生观的一致性。但是我的小说不仅仅讨论人生观，它们也包含着认知哲学，即概念上定义的人和存在的观点。还有，为了阐明人生观与概念术语的转换，如果比约恩·福克纳犯了与现实生活相适应的错误，他就会成为《源泉》中最悲剧的人物——盖尔·华纳德；或者，如果比约恩·福克纳是一位完美的商人，他就会成为《阿特拉斯耸耸肩》中的弗兰西斯科·德安孔尼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