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7/8页）

和“过猫”那一年的干旱相比，这一次旱情更严重，持续的时间也更久。一直到收割了秋庄稼，冬小麦下地，老天爷都硬撑着没下过一场解渴的雨水；不能说没有下过雨，但偶尔的一场小雨仅只是湿湿地皮，看上去纯粹是应付，起不了任何作用。和二十年前的那场大旱比，这一次嘘水村损失要小得多，因为他们掌握了抗旱的新手段，他们有了足够对付任何干旱的喷灌机、水泵，他们还有了打井的机器。就是老天爷憋着劲儿再多一倍的时间不落一滴雨水，嘘水村也不至于颗粒无收，再退一万步来说，即使颗粒无收，他们茓子里的余粮也足够他们支撑上一年两年。所以他们一点儿也没有恐慌。

像大地上发迹的一块癣疮，第二年，干旱的范围一下子扩展，好几个县甚至好几个省都一连几个月不落一滴雨水，从偶尔流落到嘘水村的报纸上可以看到，在豫西、山西、陕西、湖北等地人的吃水已经发生困难，许多牲畜被干渴折磨，有的四蹄朝天躺在路边，有的开始垂下硕大的头颅；运水的手扶拖拉机周围是一群手拿盆盆罐罐焦头烂额的大人孩娃；裸露的河底裂纹纵横，比曾经在它身上玩耍的涟漪还要稠密热闹……直到这时，嘘水村的人们才算找到一点心理平衡，“天塌砸大家”，只要受灾的不是嘘水一个村，他们还能有啥说的！况且许多地方的灾情要比嘘水严重得多，看着报纸图片上那些连吃水都成问题的人们，嘘水人禁不住哑然失笑，为自己能想喝多少清凌凌的清水就喝多少清凌凌的清水而无比自豪。

不过南塘和老窑之所以没被轰平，能躲过这一劫，还有更多其他原因：此时嘘水村的少壮劳力已经不像当年密谋策划铲平猫乱时那样阵容整齐，有一多半的年轻人已经常年都不回村子，他们开始南下北上，到深圳、广州、上海、大连、北京等地打工，送汇款单的乡邮员几乎隔一天就要往村里跑一趟，大伙儿对那种印着绿字写有他们歪歪扭扭姓名的薄纸片已不稀罕。拿着这些绿字薄纸片再带一枚骨头（谁也说不上是什么骨头，是人骨吗？）刻制的私章，到八里外的镇邮电所就能领到现钱。他们用这些现钱买回柴油，来浇灌干旱得龟裂了的田地。尽管旱情持续了好些年，可嘘水一带的庄稼收成并没受大影响，每年小麦几乎算得上丰收，亩产甚至可以蹿到一千斤以上（应该感谢优良品种和化肥的普及，早先小麦亩产能上三百斤已是最好年景）；受旱魔戗害深刻的是太阳毒烈的下半季，即秋季，但因为柴油的功劳，下半季的大豆、玉米什么的庄稼也没有绝收过（红薯已经很少种，嘘水村的食谱只差一点儿就划掉了这个名字）。但无论世道怎么变，人心并没有多少变化——干部们仍然保持着一九五八年大刮浮夸风时的本色，在大小会议上为了显示自己领导得法，把丰收的情形说得无边无际，好像天下大旱要比风调雨顺对农业更有利；所以虽然旱情日日加剧，上头摊派下来的款项一厘也没有减免，而且增长的势头甚是喜人，完全可以和旱魔媲美，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拍梁村西头的那条无名小河像一条病蛇，河水越来越羸弱瘠瘦，最后终于断流；田野里的池塘一口接着一口干涸见底，像一只只空洞洞的抠出了眼球的盲眼张望着干燥得随时都要燃烧的天空。第二年秋后，已经有人得闲掂只化肥包装袋，挥一把铁锹，到崭露无遗的河底塘底去刨躲在逐渐变硬的淤泥里的泥鳅了。河底塘底结了一层硬硬的痂壳，踩上去软绵绵的，痂壳底下没来得及变干的软泥里藏着胆战心惊的泥鳅们。从前泥鳅们天天都在幻想跃出波浪去见识见识外头的世面，而今外头的世面踵门而至，它们却成了好龙的叶公，避之唯恐不及，出出溜溜地想方设法钻过不再深刻的烂泥溜之大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