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二年五月，巴黎（第76/109页）

我的心跳加速，快得几乎喘不过气来。主播重回屏幕，开始播报下一条新闻。现在打电话给娜塔莉还太早，得再等个几小时，但我穿着纸便鞋的双脚禁不住期待，舞动了起来。我开始想象：“……请告诉我莎拉·迪福尔的故事。”加斯帕德·迪福尔会怎么说？我会听到什么？

敲门声吓了我一跳，语笑盈盈的护士突然将我带回现实。

“女士，时间到了。”她说话轻快，露出一排皓齿。

门外，轮床的橡胶小轮嘎吱作响。

一切顿时清晰了，既明朗又轻松。

我起身面对她。

“很抱歉，”我飞快地说，“我改变心意了。”

我脱掉纸帽。她睁大眼睛瞪着我。

“但是，女士——”她开口说话。

我拉掉手术袍，护士立刻避开眼，没敢看向我突然赤裸的身子。

“医生在等着。”她说。

“没关系，”我口气坚定，“我不堕胎了，我决定留下孩子。”

或许是因为气恼的关系，她的嘴唇开始颤抖。

“我请医生立刻过来。”

她转身走开，满心不悦，鞋跟猛敲地毯。我套上自己的衣服，穿上自己的鞋子，抓起皮包就走出病房，仓促走向楼梯。经过一名端着托盘的惊讶护士身边时，我才突然想起自己把牙刷、毛巾、洗发水、香皂，还有化妆品等物品都留在了浴室里。不管了，我冲出整齐划一的接待处，一边想着：那又有什么关系！全都不重要了！

街上空无一人，一大早，巴黎人行道十分清爽。我拦了出租车回家。

二〇〇二年七月十六日。

宝宝安全待在我的腹中，我想笑又想哭，也的确开始又笑又哭。出租车司机几次透过后视镜瞥向我，但是我不在乎。我要生下这个孩子。

我粗略估算，来到塞纳河畔以及比尔阿肯桥上的至少有两千人，其中包括幸存者、受难者亲属、犹太教祭司，弗兰克·李维、市长、总理以及国防部部长一同出席，旁边还有一群政客、记者和摄影师。会场有成千的花朵，巨大的白色篷幕下搭起白色的讲台，人群声势浩大。纪尧姆站在我身边，面色肃穆，垂着双眼。

我突然想起乐拉敦街的老妇人。她当时怎么说的？“没有人记得。何必呢？那段日子，是我们国家最黑暗的时期。”

我真希望她也能在场，一起看着我身边安静的人群和激动的脸庞。一名美丽的红发中年妇女站在讲台上高歌，清澈的声音胜过喧嚣的车声。总理接着致辞(17)。

“六十年前，巴黎以及法国境内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惨剧，走向恐惧之路的速度越来越快。拘禁在冬季自行车竞赛馆的无辜人群笼罩在大屠杀浩劫的阴影之下。和往年相同，今天我们聚集在此地，谨记这个事件。让我们切记，许多法国犹太人曾经遭到迫害、拘捕，走完破碎的人生。”

我身边一名老人从口袋里掏出手帕，无声低泣。我的心情随之起伏。他为何哭泣？他失去了什么亲人？总理继续致辞，我环顾周遭的人群。这里有没有人认识莎拉·史塔辛斯基，并且还记得她？此时此刻，莎拉有没有可能也在这里？她身边会不会有丈夫或子孙陪同？也许她在我身后，也可能就在我的前方。我仔细观察七十岁左右的妇人，在皱纹横生的肃敬面容中寻找一双细长的绿眼睛。然而审视这些哀悼中的陌生人并不礼貌，于是我低下眼睛。总理的声音似乎越来越有力而清澈，传到了众人耳中。

“是的，冬季竞赛馆、德朗西，那些临时集中营，死亡前的最后一站，都是在法国人的管理看管之下。的确，大屠杀的前奏就在此地展开，在法国政府的同谋下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