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二年五月，巴黎（第64/109页）

警察懒懒地伸出手，朱尔斯将放在信封袋里的证件交给他。警察翻看后，望着朱尔斯和珍妮薇开口问：

“孩子的呢？”

朱尔斯指着证件。

“孩子的证件在里面，全放在一起了，先生。”

警察用拇指将信封开口掀开了些，一大捆折起的钞票放在信封袋袋底，他依然面无表情。

警察又低头看了看钞票，接着又抬头看着莎拉的脸。莎拉毫不胆怯，迎向他的目光，就这么看着他。

这一刻似乎永无止境，莎拉仿佛又在重温几天前另一名警察在考虑良久之后终于放她走出集中营的时刻。

终于，警察点了点头，先将证件交还给朱尔斯，再一个利落的动作，信封就落进了他的口袋。接着，他往旁边一站，让三人走过去。

“谢谢你，先生。”他说，“下一位。”

夏拉的声音在我耳边回荡。

“茱莉娅，你在开玩笑吗？他怎么能说这种话？他不能要你做出这种决定，他没这个权利。”

她说话的语调完全展现出曼哈顿那个无所畏惧、咄咄逼人的强悍律师个性。

“他没这么说，”我无精打采地回答，“他只是说：那么我们两人的关系只好结束。还说，如果我留下孩子，他就会离开我。他觉得自己很老，没办法面对这件事，也无法当个老爸爸。”

好一会儿，我们都没说话。

“这和他那个外遇对象有没有关系？”夏拉问，“我不记得她的名字。”

“没有，伯特兰完全没提起她。”

“茱莉娅，别任由他逼你做决定。这也是你的孩子。好姐姐，千万别忘了这一点好吗？”

这一整天，夏拉的这番话不停出现在我脑中。“这也是你的孩子。”我也早和医生谈过此事，伯特兰的决定丝毫没让她惊讶，她表示伯特兰也许真的正在经历中年危机，要他再养育另一个孩子，这份责任怕是实在太过沉重了。他其实很脆弱，许多年近五十的男人都会如此。

伯特兰真的是面临着中年危机吗？如果真是如此，还真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怎么可能？我只觉得他自私，满脑子只有自己罢了，这和过去没有两样。那天我们谈话时，我就是这么告诉他的，另外，我也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我在几次痛苦的流产之后，希望破灭，如今他怎么还能要我去堕胎？他还爱我吗？我绝望地问，他是真的爱我吗？他直视着我，点头表示他当然爱我。我怎么会笨到看不出来？接着他用心碎的语气说，他爱我。这个口气与当初他坦承自己害怕老去的语气相同。中年危机，也许医生的说法没错。我之所以没发现，有可能是因为在过去几个月当中，我对他疏于关注。但是，此时我不知该如何处理，无法面对伯特兰以及他的焦虑。

医生表示我没多少时间可以耽误。我已经有六周的身孕，如果决定堕胎，必须在两个星期之内进行手术。除了应做的检验之外，我还得找到医院。她建议伯特兰和我一起去找婚姻咨询顾问讨论，我们得彻底谈开。“如果你不顾自己的想法而堕胎，”我的医生说，“将来你绝对无法原谅他。如果你不拿掉孩子，而他也已经表示无法忍受这个状况，那么你们得找出解决之道，而且不能拖。”

她的确没错，但是我就是没办法尽快解决。每过一分钟，我就与腹中的胎儿多相处六十秒。我已经爱上这个孩子。尽管孩子只有一丁点儿大，但我对他的感情，已经不亚于对佐伊的爱。

我去伊莎贝尔的家，她住在托比亚克路上的一栋小巧而多彩的复式楼里。我觉得自己没法从办公室回家，等着自己的丈夫归来。我真的没办法面对。于是我打电话给保姆艾莎，要她帮我看家。伊莎贝尔帮我准备了烤羊奶酪搭配面包，还端出一大盘新鲜沙拉。她的丈夫不在，出差去了。“好啦，宝贝，”她坐在我对面，歪着头吞云吐雾，“试想想看，没有伯特兰的日子会如何。先想象一下，离婚，律师，还有事情结束后那段难熬的时间。佐伊会受到什么影响，你们的生活会有什么改变？分居两地，没有共同的生活，佐伊在你们两人之间来来回回。你们不会再像一家人，大家不同桌吃早餐，不共度圣诞节，也不一起度假。你办得到吗？你能够想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