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二年五月，巴黎（第61/109页）

“集中营？”他问，“你们想知道营区在哪里？”

我们点头。

“没有人会问起集中营的事，”他咕哝着，挑拣篮子里的韭菜小葱，不愿直视我们。

“你知道原址在哪里吗？”我又问。

老人咳嗽。

“我在这里住了一辈子，当然知道。小时候，我们不了解‘集中营’的意思，也没有人特别提起这些事，当它根本就不存在。我们只知道和犹太人有关，但是没有细问。大家都太害怕了，只知道顾好自己的事。”

“你对集中营有没有什么特别深刻的记忆？”我问。

“我当时大概十五岁，”他说，“一九四二年夏天，好几批犹太人从车站出来，穿过这条路。就是这里。”老人弯曲的指头指着我们脚下的街道，“一群群犹太人走在这条站前街上。有一天，大家都听到了可怕的吵闹声。我父母的住处离集中营有段距离，但我们还是听见传遍全城的哭喊声。我的父母和邻居在议论纷纷，他们说，集中营里的警察硬是将母亲从孩子们身边拉开。这是做什么呢？我们也不知道。后来，我看到一群犹太女人走到车站。不，其实不能说走，她们根本是在警察的押解下哭哭啼啼地踉跄前进。”

老人双眼下垂，陷入回忆中。随后，他轻哼一声，拿起篮子。

“有一天，”他说，“整个集中营全空了。那些犹太人大概走光了，既然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我也就不再多想。我们全都一样，没人想提起这件事，也不想记得。他们不过是一群路过小镇的陌生人罢了。”

老人转身离开。我草草记下老人的话，又感到一阵反胃。但是这次，我不确定究竟是怀孕带来的不适，还是因为我在老人的眼神中读出了漠然与轻蔑。

我们开车从市集广场出发，沿着罗朗德路来到学校前方才停下车。班贝尔手指向前方的街名：遣送者之路。还好，没称之为共和国街，否则我绝对无法忍受。

技术学校的新建筑十分丑陋，里面还有座高高在上的老旧水塔。学校建筑物和铺了厚水泥的停车场的确很难令人联想到集中营。现在正是午餐时间，几个学生站在校门口抽烟。校门口一片杂乱无章的草地上有几座奇特的雕像，上面还刻了字。其中一座雕像上刻着“秉持博爱的精神，团结合作，为彼此而行动”。此外，没有别的说明。班贝尔和我互望一眼，满头雾水。

我询问一名学生，想知道雕像是否和集中营有关。他的回答是：“什么集中营？”身边同学一阵窃笑。听我说明集中营性质之后，这名学生才似乎稍微明白了一些。接着另一名女学生告诉我们，顺着路朝小镇的方向走，会看到一座碑。我问她那是不是纪念碑，她表示应该没错。

黑色大理石纪念碑上的金色文字早已褪色，立碑人是一九六五年的博恩拉罗朗德镇长。碑顶有一颗鲜明的大卫之星(15)，碑上刻了一长串的名字。我找到让我痛苦万分的熟悉名字：弗拉帝斯洛·史塔辛斯基和瑞娃卡·史塔辛斯基。

大理石碑底部有个方形小瓮：“奥斯维辛毒气室受难者的骨灰长存于此。”稍远一点儿，就在名单下方还有另一句碑文：“缅怀三千五百名孩童，他们被迫与父母分离，被拘禁在博恩拉罗朗德和皮蒂维耶，随后被送往奥斯维辛处决。”接着，班贝尔以优雅的英国腔大声朗读：“纳粹受害者，安葬于博恩拉罗朗德墓园。”这行文字下方出现的名单和墓园里的纪念碑相同。

“又是纳粹受害者，”班贝尔低声咕哝，“依我看，这简直就是健忘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