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二年五月，巴黎（第58/109页）

我们取道六号高速公路离开巴黎，还好，这个时间的车流量不大。我们一路没有交谈。我知道自己迟早得找个人将宝宝的事和盘托出，不能埋在心里。现在打电话给夏拉的时间不对，纽约还不到早晨六点，尽管这个成功的律师估计已经起床了，但我仍旧嫌早。夏拉的两个孩子简直就是她前夫本的翻版。她的现任丈夫巴里从事计算机业，但是我和他还不熟。

我希望听到夏拉的声音，知道是我来电，她总会轻柔温暖地说：“嘿！”夏拉和伯特兰一向处不来，从一开始就是互相容忍。我知道伯特兰觉得她是个“漂亮聪明又傲慢的美国女性主义者”。而夏拉对伯特兰的看法则是帅气十足的“大男子主义的傲慢法国佬”。我想念夏拉，想念她的勇气、笑声和正直的个性。多年前，当我离开波士顿来到巴黎时，她才十多岁。一开始，我并不太想她，那时的夏拉只是个小妹妹。而现在，我对她的思念简直难以言喻。

“呃，”班贝尔轻声说，“刚才那个是不是出口？”

的确没错。

“真是的！”我说。

“没关系，”班贝尔翻开地图，“下一个出口也可以。”

“对不起，”我含糊地说，“我有点儿累。”

他没说话，只露出同情的微笑。班贝尔这一点最讨人喜欢。

博恩拉罗朗德就在眼前了，这个沉闷的小镇位于一大片麦田之中。我们在市中心的教堂和市政厅前方停好车，然后步行参观。班贝尔时不时取景拍照。我发现这里的人并不多，空空荡荡的小镇显得很哀伤。

我从资料中得知原来的集中营位于小镇的东北角，原址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兴建了一所技术学院。这个地方离西南侧火车站有好几里路，也就是说，遭到遣送的犹太家庭必须步行穿过小镇中心。我告诉班贝尔，这里一定还有人记得看到一群步履蹒跚的人从自家的窗前或门口走过。

火车站早已报废，改为一所日间托儿中心。我透过窗口，看见墙上五彩缤纷的图画以及毛绒玩偶，觉得这实在讽刺。建筑物右侧围篱内的空地上，有一群玩耍嬉戏的孩子。

一个年近三十的女人抱着一个孩子走出来，问我们是否需要帮助。我表明自己是记者，想收集有关四十年代，当这里还是拘留营时的资料。女人从来就没听说过这一带有任何营区存在。我指着挂在托儿中心大门上的告示：

缅怀在一九四一年五月至一九四三年八月，经过这个车站以及博恩拉罗朗德拘留营的数千名犹太人士及儿童，他们随后被遣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遭到杀害。

她耸耸肩，抱歉地对我微笑。她还真不知道，毕竟她很年轻，这是在她出生之前的事了。我问她是否有人来过车站观看这面告示。她表示自己在去年才来这里上班，从来没注意是否有人过来。

我绕着这座现在变作他用的白色建筑走，班贝尔开始拍照。我看到车站广告牌两面以黑色字体蚀刻出小镇名称，然后我又望着篱笆的另一边。

老旧铁道杂草丛生，但是过去的枕木和生锈的铁轨仍在原处。当年开往奥斯维辛的火车，就行驶在如今荒废的铁道上。我望着枕木，心头一阵纠结。突然间，呼吸变成了一桩难事。

一九四二年八月五日，第十五号列车载着莎拉·史塔辛斯基的父母，直接驶向了死亡。

莎拉一夜没睡好，瑞秋的尖叫声一遍一遍在耳畔回荡。瑞秋在哪里？她还好吗？会不会有人照顾她，帮她养好身子？那些人到底要把所有的犹太人带到哪里？爸爸妈妈呢？那些还留在博恩拉罗朗德的孩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