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二年五月，巴黎（第48/109页）

“好的，我不会提的。”我说，“但我并不想伤害她，我只是想知道你们一家是怎么搬进那间公寓的，还有玛玫是否知道关于那个犹太家庭的零星半点。你呢，爱德华？你知道什么事吗？”

“抱歉，我没听清。”他不着痕迹地回答，“我得走了，再见，茱莉娅。”

电话挂断了。

有那么一会儿，他让我很困惑，甚至都忘了昨晚和伯特兰的种种。玛玫真的向爱德华抱怨我问她问题了？我还记得那天她并不想回答我的问题，还有直到我离开，她都不愿张开嘴巴说一个字。为什么玛玫会这么焦虑呢？为什么我问到公寓时，玛玫和爱德华都一致保持缄默呢？他们不想让我知道什么？

我又想起伯特兰和我腹中的胎儿了，他们沉甸甸地压在我的肩膀上。忽然之间，我觉得自己无法走进办公室了，亚历山德拉肯定又会假装善意地问东问西，班贝尔和约书亚肯定会看到我浮肿的脸，班贝尔一向很绅士，不会多说一个字，最多就轻抚我的肩膀以示宽慰。至于约书亚，他就更不会放过我了：“好吧，甜心，怎么啦？又和你那法国丈夫吵架啦？”我几乎能想象到他端着咖啡，一脸讥讽的模样。反正，今天早上我是不想去办公室的。

我回头朝着凯旋门走去，穿过一大群走走停停驻足拍照的观光客，我的步伐匆忙而矫捷。我拿出我的地址簿，给弗兰克·李维打了个电话。我问他我是否可以将下午的会面改到今天早上。他欣然同意了，很好，他的办公室也不远，就在霍赫街上，只要花十分钟就能到那儿了。此刻的香榭丽舍大道上熙熙攘攘，而从星形广场延伸出去的街上却空空荡荡。

弗兰克·李维约莫六十五岁了，脸上的神情深邃而尊贵，但也透露着一丝疲惫。我们走进他的办公室，高高的天花板下，办公室里遍布着书、文件、电脑以及照片。我的目光被墙上挂着的黑白照片牢牢吸引住了，上面都是婴儿和幼童，这些孩子无一例外都戴着星星。

“他们很多都是冬赛馆事件里的孩子，”看到我的目光，他说，“但也有其他的，但他们都是来自从法国被送往集中营的一万一千个孩子。”

我们在桌边坐下。这次会面之前，我曾在邮件中询问过他很多问题。

“你想知道关于卢瓦雷的集中营的情况？”他问。

“是的，”我说，“有关博恩拉罗朗德以及皮蒂维耶集中营。其实关于巴黎附近的德朗西集中营的资料很多，但关于这两个的很少。”

弗兰克·李维叹了口气。

“是的，和德朗西集中营相比，卢瓦雷的集中营的资料少得可怜。你也看到了，就算你去了那里，可供佐证的事物少之又少，当地人也不愿回想起这些，不想多谈。何况，本来也没多少幸存者了。”

我又看向那些照片，那一排排小小的、脆弱的脸庞。

“那些集中营一开始是干什么的？”我问。

“那些标准化的军营建造于一九三九年，最初是用来拘禁德国士兵的。但在维希政府的统治下，从一九四一年开始，陆续将犹太人送往那里。一九四二年的时候，从博恩和皮蒂维耶开出了第一列通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火车。”

“为什么冬赛馆事件中的家庭没有被遣送到德朗西集中营呢？那明明就在巴黎郊区啊。”

弗兰克·李维露出一个凄凉的笑容。

“大搜捕后，没有孩子的犹太人被遣送到离巴黎最近的德朗西集中营，而去其他几个位于卢瓦雷乡村的集中营起码要几个小时。法国警察在那里才能肆无忌惮地把孩子和他们父母分开，在巴黎他们是不敢这么轻易下手的。我想，你应该读到过他们残忍的手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