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二年五月，巴黎（第14/109页）

接着，我接到了随之而来的一份工作：为美国电视新闻网络撰写新闻稿。待遇并不十分优渥，但足以能让我继续留在巴黎。我和赫尔夫以及克里斯托弗在第十八区合租了一套公寓，他们俩是一对同性恋人，我们的友谊也一直维持至今。

这个星期，我与赫尔夫以及克里斯托弗约好了晚餐，地点就在我遇到伯特兰之前居住的贝尔特街。伯特兰很少陪我来这里，我有时很好奇为什么他对赫尔夫以及克里斯托弗毫无兴致。“我的甜心哪，因为你亲爱的丈夫就跟大多数法国中产阶级的富裕绅士一样，只喜欢女人，对男同性恋毫无兴趣！”我的朋友伊莎贝尔慵懒的声音犹在耳畔，还夹杂着浅浅的低笑。没错，她是对的，伯特兰只喜欢女人。用夏拉的话来说就是：“肯定不会错的！”

赫尔夫与克里斯托弗仍住在我们之前合租的公寓里，只是当年我的那间小卧室被改造成了更衣室。克里斯托弗是一位时尚达人，并且以此为傲。我很喜欢参加他们的晚宴，因为会有各种有趣的人出席，如名模、歌手、颇有争议的作家、可爱的同性恋邻居、美国或加拿大记者或者刚出道的年轻编辑。赫尔夫在一家国际律师事务所里担任律师，克里斯托弗则是一位瑜伽老师。

他们俩都是我的挚友。当然，我在巴黎还有其他朋友，其中大多是美国移民，诸如霍莉、苏珊娜和简，她们都是我在美国念大学或者在杂志上刊登保姆寻求广告时结交的。我还有一些亲密的法国女性朋友，如伊莎贝尔，我是在佐伊在普莱耶音乐厅上芭蕾舞课时认识她的。可是，每当清晨醒来伯特兰乱发脾气时，我只会给赫尔夫与克里斯托弗打电话；佐伊在滑板上摔下来弄伤脚踝时，也只有他们来探望过；他们从不会忘记我的生日，知道我喜欢看什么类型的电影，听到什么美妙的唱片也会与我分享。与他们在家中共进高雅的烛光晚餐，也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

我预先带了一瓶冷藏过的香槟酒。赫尔夫开门和我打招呼，克里斯托弗正在沐浴。赫尔夫四十多岁了，但仍旧保持着纤瘦的身材，蓄着络腮胡，和蔼可亲。他抽烟很凶，我们劝过他很多次，叫他戒烟，但都是徒劳，便只好任他去了。

“外套很好看。”他称赞着，放下指间的烟头去开香槟酒。

赫尔夫与克里斯托弗总是会很在意我的穿着，还有我新用的香水、新的妆容以及发型。和他们在一起时，我从未觉得自己仍是那个急切地要追上法国潮流的美国女孩。我很自在，无拘无束，所以我喜欢与他们在一起。

“蓝绿色很适合你，很能衬你的眼睛。在哪儿买的？”

“在雷恩街上的H&M。”

“你简直容光焕发。所以呢，你那套公寓处理得怎么样？”说着，他递给我一杯香槟，还有几片涂了红色鱼子酱的吐司面包。

“要做的太多了。”我叹了口气，“得花上几个月呢。”

“我猜，你那个设计师丈夫肯定对此兴奋得不得了吧？”

我干笑了一下：“可以说是不眠不休呢。”

“啊，”赫尔夫说，“他肯定给了你不少苦吃吧。”

“被你说中了。”我说着，抿了一小口香槟。

赫尔夫透过他那窄窄的无框眼镜端详着我。他有一双淡灰色的瞳孔，长长的睫毛。

“说吧，茱茱，”他说，“你还好吧？”

我浅浅一笑。

“是的，我很好。”

但我一点儿也不好。最近刚刚得知一九四二年七月发生的事情，唤醒了我内心当中那份深沉而又无法言说的脆弱，它常常纠缠着我，压迫着我。自从我开始着手调查“冬赛馆事件”的那一刻起，这纠缠与压迫便始终如影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