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二年五月，巴黎（第13/109页）
我的爸爸肖恩·嘉蒙德在麻省理工学院教书，他顶着一头乱发，戴着一副像是猫头鹰一样的眼镜，犹如一个标准的疯子教授。他在学校很出名，学生们都很敬重他。我的妈妈海瑟·卡特·嘉蒙德拿过迈阿密网球赛冠军，她崇尚运动，一身古铜色的皮肤，身材纤瘦，迷恋瑜伽和健康食物，仿佛不会受到时光的摧残。
一到周日，爸爸就会和隔壁的弗罗斯特先生站在篱笆两旁，无休无止地相互辱骂，肇事者当然是那只捣毁了郁金香花床的小狗墨墨。每到这个时候，妈妈就在厨房里一边烘焙着麦麸蜂蜜杯子蛋糕，一边叹气，她不喜欢这样的冲突。我的妹妹夏拉对院子里的骂战向来视而不见，总是躲在房间里看她的《盖里甘的岛》(7)或者《极速赛车手》(8)，嘴里嚼着红色软糖。我和我的闺密凯蒂·露西则赖在楼上，透过我房间的窗帘往底下看，偷窥着英俊的伊凡和那只浑身漆黑的拉布拉多犬——捣毁我爸爸花床的罪魁祸首——玩耍。
在那段快乐的童年时光里，我备受呵护，从不曾遭受任何波折或者历经戏剧化的场景。朗克尔中学就在街角，感恩节和圣诞节祥和而温馨，慵懒的夏日我则会在纳罕的海边度过。宁静的日子周而复始，唯一让我胆战心惊的是在我读五年级时，那披着一头蓬松乱发的西伯德女士朗诵着埃德加·爱伦·坡的《泄密的心》。多亏了她，我做了几年的噩梦。
步入青少年时期，我才开始向往起法国。那股心底潜藏着的迷恋与日俱增，日益强烈。为什么想去法国？为什么选择去巴黎？法语这种语言一直让我着迷，我觉得它比德语、西班牙语或者意大利语都要柔软而娇媚。而且，我特别擅长模仿《兔八哥》里那只名叫“臭美公子”的法国臭鼬，模仿得惟妙惟肖。然而我知道，我深深地迷恋法国，这与地道的美国人所谓的浪漫、圆滑、性感毫不相干。我迷恋法国的远不止这些。
初到巴黎，我立即就被这座城市拥有的强烈对比所吸引了，这里庸俗简陋的小巷和富丽宏伟的高楼大厦并存，我探寻着这里的对照、潜藏着的秘密、无处不在的惊奇。我整整花了二十五年的岁月才彻底融入这座城市，终于可以忍受那些耐心有限的服务生和出租车司机，终于掌握了在凯旋门附近行车自如的诀窍：哪怕周围有司机在高声怒骂，或者再惊奇点儿，一个开着黑得发亮的迷你车的优雅高调的金发美人冲着我口出污言，我都可以充耳不闻。对付那些傲慢的门房、自以为是的推销员、厌烦的电话接线员和自负的医生，我都有一套。我摸清了巴黎人的想法，他们自以为是这世界上高人一等的公民，尤其是要比那些南起尼斯北至南锡的法国人还要高贵，这里面还包括住在巴黎郊区的法国人。我还知道，巴黎以外的法国人都称呼巴黎人“人模狗样”，对他们全无好感。除了巴黎土著，没人真正热爱巴黎，没人会比他们更以这座城市而自豪。说到傲慢自负，没人能及巴黎人的一半。我不禁怀疑，为什么我偏偏如此迷恋巴黎？或者，是因为这座城市从未向我敞开心扉，于我，她只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美人。我很清楚我的处境，我是个美国人，一个美国女孩。
像佐伊这么大的时候，我想成为一名记者。从高中为校刊写作开始，我从未停下过手中的笔。刚满二十岁时，我从波士顿大学的英语专业毕业，来到巴黎定居。我第一份工作是在美国某家时尚杂志担任初级助理，但不久我就辞职了。比起裙子长短或者春季流行色，我更渴望书写更加发人深省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