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知青（第38/39页）

十、知青与中国离婚率

众所周知，中国离婚率正逐年上升。离婚和结婚已变得同样寻常了。甚至，离婚比结婚还寻常。结婚总还需要房子，需要经济储备，需要一番热闹作为广告形式。而离婚则不需要这些。离婚只需要一方想离就实际上开始离了。若另一方并不情愿，无非是夫妻双方“冷战”一个时期，而最终获胜的必是想离的一方。因为最终的结果必是无难临头也各奔东西。或在“持久战”后离，或在“速决战”后离。

前两三年，有一种社会玩笑，两个中国男人见面，常半真半假地问：“离了没有？”就像老辈人见面习惯于互问：“吃了没有？”

足见某些男人内心里是多么巴望离婚，欲念强烈的程度不亚于对性冒险的向往。

每每有这种情况，两个男人久别偶见，一方问：“离了吗？”

一方满面自喜地答曰：“离了。”

于是另一方目瞪口呆。他不过是在开玩笑，没料到对方真的实践成功了。

这时若留心观察问的一方那表情，愣怔中说不定会有几分妒意，几分失落。

好比有心无肠地随口问别人：“中奖了吗？”

而得到的回答不容置疑：“中了，头奖，一百万。”

但是返城知青中的男人们之间基本上不开这一类玩笑。离婚对于他们，仍是人生一件极其严肃的事，有时严肃得无比严峻。

大约从前年起，非是返城知青的男人们之间，也不怎么开那类玩笑了。因为有关方面的统计表明，在上升着的离婚率中，女性首先“发难”甚至“突然袭击”的现象显增。时代宣告离婚不再是男人的传统特权，它似乎更喜欢将这一特权交予女人们了。当然，那几乎皆是在社会地位、才貌或经济方面拥有优势的女人。有时代撑腰，她们能代表同性向男人们进行报复，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一个男人如果还没深没浅地对另一个男人开那一类玩笑，也许会惹恼对方。因为对方可能正是一名女性报复者的“牺牲者”。

总体而论，以目前流行的种种离婚理由作为理由的话，至少知青一代中三分之一的夫妻的某一方不无离婚的理由。

因为知青一代的结婚，几乎或多或少地带有“包办”的色彩。“包办”者当然非是父母，而是时代。当年的时代，像一只巨大的手，以不可抗力将许许多多男女青年的婚恋故事彻底改写了。好比一部旧戏的戏名：《乔太守乱点鸳鸯谱》。有的虽遭“包办”，但幸而般配；有的极不般配，但也只得顺从时代之命。仅只出身一条，当年就曾使不少有情人难成眷属。

知青一代中大多数人的不赶离婚之时髦，使人联想到谌容的一篇小说——《懒得离婚》。

“懒得”二字，于知青一代而言，不完全意味着无奈，似乎更意味着一种明白。

那么，对于离婚，知青一代究竟明白些什么呢？

其一，明白《真爱又如何》——这也是一篇上海女小说家的小说。

在今天，真爱和假爱实难分得很清。假作真时真亦假。真爱转变为不爱，往往由真爱之开始就发生着了。离婚自然都是起于向往真爱的念头。眼见真爱并不可靠，自然就“懒得”离婚了。

其二，知青一代由于自身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每每处境艰难，收入低微，委屈了儿女。为儿女保全一个完整的家，差不多是重大责任，都不忍在这一点上再伤及儿女。

其三，离婚是家的分裂。但象征家之实体的房子却无法分裂。他们不像富起来了的人，一旦离婚反而图个独居宽敞。他们若离婚，一方便无处可居，必流落街头。这关乎基本人道，也关乎基本人权，他们和她们，都更不忍。

其四，小说家余华说过这么一句话——“相依为命比海誓山盟还重要”。真爱不那么靠得住，海誓山盟才显得重要。连海誓山盟也靠不住了，相依为命的意义就突出了。既能相依为命，必有某种情愫为基础。于知青夫妇们而言，那情愫乃是在共同的命运、共同的知青岁月中缔结的。它的成分其实比爱在当代的状态更单纯。当年它几乎完全以彼此的好感为前提，几乎不掺杂任何地位和经济因素的相互吸引。某些情况之下政治对某些相爱的知青男女起着离间作用。但越到后来，政治的离间作用越被相爱的知青男女共同轻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