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知青（第28/39页）

返城后，他们中不少人，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为“真理标准”讨论的展开，为邓小平的复出，自觉自愿地充当民间政治义士的角色。他们当年人微言轻，但他们的呼声响亮而激烈。

他们中有人如今成了“家”，成了官员，但他们的各种声音，总体还是纳入了支持和拥护进一步改革开放的语言体系中的。

大多数返城后成了各行各业普通劳动者的知青，“改革”初年也在各行各业中唯“改革”之大政方针是从，任劳任怨，相当富有自我牺牲之精神。他们似有足够分量的砝码，在时代天平上起着不容忽视的稳定作用。

近年，他们中许多人的利益一部分一部分地失去着；许多人“下岗”待业乃至彻底没了工作。

他们心中有苦，嘴上有怨，但大多数默默接受时代牺牲者的命运，几乎无人鼓吹骚乱。

报载——某企业将裁员，一日厂里贴出了一份“号召书”，上写：“曾当过知青的工友们，让我们像当年‘上山下乡’一样，集体‘下岗’吧！既然必得有人‘下岗’，我们不‘下岗’还能企盼着谁们‘下岗’？”

于是几十名曾当过知青的工人，纷纷噙泪在“号召书”上签了名。

使人不禁想到那句话：“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也使人不禁为之肃然、怆然、心愀愀然。

前一类成了当代思想“精英”或准“精英”的知青，面对自己同类们的如此命运，以思想观点分为以下两类：

一类每每说：“改革残酷，时代无情，牺牲一批人的切身利益在所难免。优胜劣汰，置之死地，而后能生者则生，生不了的谁也顾不了谁了，只有认命。”

这是某些最早“相忘于江湖”的知青。我曾听他们当着我的面那么说过。表情和口吻都极其冷漠。

他们绝不因自己同类命运的悲惨而稍变坚定不移的改革开放之思想“精英”的角色。

他们说的是实话。而且几乎是百分之百的实话。

但那样的实话我永远说不出口。

因我很难彻底地“相忘于江湖”。同时毫无“相濡以沫”的能力。

故我公开承认，我已由当年一个激进的、热烈的、极其乐观的改革开放的拥护者，渐变为一个非常保守的、忧心忡忡的，有时甚至极其迷惘、茫然、困惑的低调拥护者了。

另一类很难彻底地“相忘于江湖”的思想“精英”，话题一接触到同类的命运，便每每长叹连声道：“不改革不行啊，却没想到改革出这么个始料不及的局面……但那也得继续呀，苦了我们的兄弟姐妹们了”

似乎，“兄弟姐妹”们的命运，是由于他们自己的过错造成的，听来有几分内疚的意味。

他们可能依然是高调“改革”派，思想也和第一类人一样。只不过写文章发表时，笔下措辞谨慎了，调子尽量低就了些。怕自己“四面楚歌”的当年的知青同类们看了反感。其实呢，自从他们渐成“精英”，同类也就渐与他们疏远了。“相忘于江湖”，倒是先从同类们开始的。他们的文章都发表在同类们不会看到的报刊上。而且，除了与自己当年同连同村的知青，更广大的知青并不晓得他们是同类。所以，顾虑多余，倒也可爱。

至于已经“下岗”的、待业的，多数是自行斩断了与一切知青旧友的往来，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隐姓埋名地四处奔波地寻找着养家糊口的再就业机会，前面提到的诸如《北大荒人名录》之类的书，对他们的再就业毫无用处。

即使他们，你若问对改革开放的看法，他们也并不发出什么恶毒的诅咒。通常的说法是：“唉，谁让咱们摊上了呢！与新中国成立前相比，可能还是强多了！新中国成立前哪儿会有再就业工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