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第4/6页）

“教授从来不用打字机或者电脑，所以他所有的文件都是由我录入的。我知道他参与了一个治疗士兵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项目，但不记得别的事了。我是经济学专业的，不懂得心理学和精神病学，所以我只是机械地录入文字，对文件的内容并没有多想。我不瞒你，不论实验结果是什么，我相信到实验的最后，韦德教授的精神状况都越来越不稳定。”

“那么，你觉得他的死与他从事的研究项目之间可能会有关系吗？”

“实话说，我当时想过这个问题。显然我只在悬疑小说和电影里面见过类似的情节，但是如果韦德是因为他的研究而被人暗算，那么凶手肯定会努力掩盖他们的企图，让这桩谋杀看上去像是一次暴力盗窃，甚至是一场意外。我认为他是被一个初犯杀害的，凶手很幸运地逃脱了法律制裁。另外，我猜教授和他项目的委托人之间一定出了问题。因为大约在他死前的两个月里，他再没有让我录入新的文件。他可能不再为那些人工作了。”

她停了一会儿，然后说：“我当时爱上了韦德教授，凯勒先生。我当时已经结婚了，虽然我的话听上去自相矛盾，但是我也爱着我的丈夫和孩子。我从没有向教授坦白过，而且他应该也不曾察觉。可能对他来说我就是一个友好的同事，在工作之余也随时乐意帮他的忙。我希望有一天他会对我青眼有加，但是这从未发生。他的死讯让我无法承受，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的世界也走到了尽头。他可能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好的男人。”

正当她说到这里时，维尔利特·约翰逊回来了。我邀请她和我们一起待几分钟，她同意了。她学的是人类学，但是现在在做房产中介。她说，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房地产业正在复苏。她和她妈妈就像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看着她们两个，我感觉就像看着处在不同人生阶段的同一个人。我把她们送到停车场，苏珊娜执意要拥抱我，并祝我的书写得成功。然后我们就分别了。

***

第二天早晨我就拨通了阿尔曼-林普金出版社的总机。

我被转到了负责心理学图书的收稿编辑那里。这是一位非常友善的女士，她认真听完我的话，就把他们档案部门的电话告诉了我。她说韦德教授在学术界是一个名人，所以他的书稿创作方案可能还有存档，特别是考虑到当年还不存在电子邮件，与作者之间的来往都是通过信件完成的。

但是我在档案部门并不走运。接我电话的人说，没有管理层的允许，他不能和媒体通话，然后就把电话挂了。

我又去找了之前那位编辑，向她讲了我在档案部门的遭遇之后，又一次列明了我想要调查的疑问:韦德的创作方案是否真的存在？他是否提交过完整的书稿？还有这本书为什么没能出版？我施展我全部的个人魅力，这似乎奏效了——她答应会尽量去解决我的问题。

我并没有抱太高期待，不过两天之后编辑给我发来了邮件，告诉了我她的发现。

韦德是1987年7月寄去的创作方案，其中包含了书的第一章。他在创作方案中提到，书稿已经完成，可以提交了。8月，也就是一个月后，出版社寄给了他一份合同。合同中有一条规定是韦德可以从11月开始与一位编辑合作修改文稿。但是到了11月，教授要求宽限几个星期，说他想在假期的时候再把稿子打磨一遍。出版社同意了他的要求，但之后悲剧就发生了。出版社从未收到过完整的书稿。

邮件的附件里有一份创作方案的副本，是原打字机稿的扫描文件，有将近50页。我立刻去打印，看着纸页一张张被打印机吐出来，落在托盘上。我翻了一下，然后将它们用回形针别起来放在桌上，打算稍后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