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再见了，巴黎！（第9/13页）

塑像摆放在了洛克刻里科公墓，亚当斯第一次见到就十分满意。他写道：“人物整个的意义和感觉就在于其普遍性和无名。”他把它命名为《上帝的平和》。

亚当斯博士在巴黎的时间不短，他宣称他不喜欢这里，不过总是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不断地回来。这一次他住在里沃利大街的布莱顿宾馆，他发现巴黎令人惊讶地让他喜欢。几位美国朋友在城里，每天就是买书、阅读、记笔记，要进行一个中世纪大教堂的项目。即使是夏季的炎热似乎也对他们没有影响。

他给他的朋友、美国驻英国大使约翰·海伊写信说：“巴黎让我欣喜。不是那种想象的欣喜，而是它的与世隔绝的平静吸引着……在生命即将到头的年月，人所得到的那种隐士般的平静。我思考着所有事情的好处……”

亚当斯知道圣高登斯在巴黎很高兴，就去请他吃饭，并“冒险”到了他的工作室“拉他出来到布洛涅森林去散步”。

亚当斯比圣高登斯大10岁，5.4英尺高，比圣高登斯矮了整6英寸。圣高登斯还是满头浓密的头发很有特色；亚当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非常——非常的秃顶”。他们在一起对比明显，人们完全看不出一个是美国总统和外交官的后裔，另一个是移民鞋匠的儿子。

这位雕塑家虽然才华横溢，但谈论起他的工作却很“不善言谈”。而亚当斯对他的工作很感兴趣，他喜欢把圣高登斯和其他艺术家进行比较。亚当斯写道：

别人——亨特、理查森、约翰·拉·法日、斯坦福·怀特，都说起来滔滔不绝，只有圣高登斯从不谈论或争论他工作的激情或赋予他作品形式的观点等东西。

亚当斯觉得这种思想的简单有些“过分”，尽管他意识到了雕塑家的身体不好，那个夏天情绪低落。而亚当斯本人也在接受着抑郁的折磨，他们不是理想的谈话伙伴。

圣高登斯觉察到了亚当斯觉得他思想较为贫乏，他在给古熙的信中暗示了这一点。当时古熙在波士顿，和她弥留之际的母亲在一起。

他告诉她，他把旧信撕掉了，它们看起来太“无聊”，唯一“可读”的就是她的字迹。“显然，我只善于用铜来表达思想。总想得到近在眼前，却伸手不及的东西让我发疯。”

在给威尔·娄的一封信中，他毫不犹豫地表达了他的情感，深入地谈了他对法国的热爱。不过也说，他在巴黎只打算待到1900年博览会。他也说到自己曾“病得严重”，现在懂得了什么是神经衰弱：“那很可怕，我现在从心底可怜那些以前我看作是患有‘想象疾病’的人。”

从他手中留存下来给弟弟路易斯的一张便条上可以知道，他的情妇戴维妲·克拉克带着他们的儿子路易斯来过巴黎，而她不喜欢法国，想回去。至于她待了多长时间，她是自己的原因来的还是他邀请的，在什么地方住的，她和孩子什么时候离开的，都不得而知。

古熙11月12日回到了巴黎。她给赫马写信说：

你父亲的情况没什么改变，也许和我离开时相比，不那么紧张了，他还在钻研胜利女神，即便是工作室也没有多大变化……我到这里四天了，就去了红山的铜铸厂三次，因此，你看，我没什么时间干别的……

她两周后又向赫马报告说：“你父亲成了法兰西学院的成员。这是很大的荣誉，比授勋的荣誉还大……大得多。”

“你父亲很爱你，希望你一切都好，他正在他的信上签名。我还给怀特、麦克吉姆……等人写信……”

巴尼奥街3号的中心工作就是对“大”谢尔曼进行精细加工。马扬起的左后腿仍然是问题不断，总是下坠，尽管助手们不断地填补裂缝。圣高登斯说看起来比例不对，助手们说一切都没问题，是按计划进行的。他还是坚持说不对，于是测量了一下，结果是那条腿长了3英寸，还得返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