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围城（第8/15页）

《芝加哥报》写道：“世人不会忘记他在危险之际坚守岗位的坚定。”

10月中旬，沃什波恩病了。他得了被他叫做“格里纳老疟疾”的病，剧烈地头晕恶心。两天之后，10月15日，他仍然“很难受……浑身酸痛，几乎不能动……手脚冰凉，关节疼痛……”，但他没有屈服。10月17日，他就回到了办公室，“很放松”而且“忙了一天”。

许多人来访。中午去监狱（圣拉扎尔）看了可怜的德国妇女。我发现其中有74人并没有犯什么罪，只是因为他们是德国人才被关入监狱的……我作了安排，第二天让她们获释，并照料她们，直到围城结束。

把人从巴黎弄出去的压力越来越大。在巴黎新政府——国防政府中，首脑是路易·特罗胥将军，外交部长是儒勒·法弗尔。特罗胥怕影响士气，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理由出城。

“不过沃什波恩不是面对这种拒绝就安静地坐下来的。”威克汉姆·霍夫曼写道，他直接去了特罗胥在卢浮宫的总部。在儒勒·法弗尔也在场的情况下，经过了三个小时“不间断的喋喋不休”，特罗胥让步了。10月27日，一队19辆车的车队，装满了行李，由军队护送，把48位美国人和21位持有沃什波恩大使签发的护照的人，都送出了城。这其中有男女老少。

沃什波恩想随他们一起坐车到德军防线，看他们安全过关，但“疟疾”仍然折磨着他。他承认，和家人分开这么久，他“精神有点儿抑郁”。他派去了霍夫曼和他自己的儿子格雷蒂奥特。

霍夫曼写道：“我们驶过了法军前哨，并从那里派出了特罗胥的一个军官，带着旗子。”

我们等待着的时候，德国警戒哨的六个人朝我们过来了，躲在树后，端着步枪，手指紧扣扳机。我承认我对这些德国卫兵没有多少印象，他们太像在表演的北美印第安人了……做了必要的安排之后，我们继续朝德军前哨走去。在这里，普鲁士军官核实了名单，一个个地按名字叫，谨慎地辨认每一个人。不过我后来得知，一位法国要人扮作车夫逃走了。

现在滞留在巴黎的美国人还有不到150人。

10月31日，特罗胥的部队又对德军发动了进攻。这一次是在拉布尔日村，为了扩大巴黎的防区。进攻刚开始好像是成功了，巴黎立即掀起了庆祝胜利的热潮，但随后证明是一场可怕的失败。

同一天，和这一令人失望的信息相随的还有另外一条消息：在巴黎以东，法国人一直守着的梅斯要塞，一支17万人的法国军队投降了。让事情更加糟糕的是，有传言说，那天上午，在市政厅大厦，特罗胥和其国防政府在秘密商讨巴黎投降的事情。

这是万圣节，沃什波恩在日记中写道，事情“大踏步地变化”。

一群工人和市民战士喊着口号来到了市政厅，对任何停火的谈判都表示愤怒，决心要拯救巴黎。沃什波恩整天都在使馆忙着，不过他的朋友南森·谢泼德挤进了人群，看发生了什么事。谢泼德写道：“人、人，到处是人，人们匆忙拥向了市政厅。……一万，一万五……都拥挤到了宫殿前面的广场上，万人空巷。”

身材高大、腿脚粗壮的妇女；戴着干净白帽的女仆；嬉闹的男孩们在人腿的森林中捉迷藏；小狗在大声地吠叫；颤颤巍巍的老人们……穿着制服和半制服的机动保安队和国民自卫军，有的全副武装，有的装备不全——他们都拥了进来，在这里聚集、呼喊、拥挤和摇摆……

横幅和标语上写着：“绝不停火！”“抵抗到底！”“共和国万岁！”“公社万岁！”

一个高个子、保养得很好的先生，穿着拆掉装饰的军官服，上前想制止这样的乱态，他傲慢地看着聚拢在他周围的暴民们。人们面带威胁，指指点点。而他抱起胳膊，坚定地看着周围的人，他们在躲闪着他那凌厉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