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医学界(第4/15页)

沃伦身体不好,主要是消化问题。一生中大部分时间,这个问题都在困扰着他。他在哈佛只上了三个月的本科就离开了,就是因为健康原因。自从到了巴黎之后,除了牙齿有些毛病之外,他的感觉从来没有这么好过。也许这和一天只能吃上两餐有关,他父亲就曾让他少吃。还有一种可能,他每天在医院中见到的病痛让他自己的病痛不值一提。或者是由于他学习的兴奋,再加上一个人在巴黎、远离父亲,这也是对他的一种治疗。

作为学生,沃伦和小詹姆斯·杰克逊不在一个层次上。当时没有人能和杰克逊比。沃伦在法语学习方面比别人更差一些,“在生活必备语言”方面可以基本理解,一旦和人谈话,就觉得“完全不知所云了”。不过,他在学习方面还是可以自律的。

沃伦作为著名外科医生的儿子和孙子,早就知道大家对他抱多大的希望了。和小詹姆斯·杰克逊一样,他也被要求定期向他父亲汇报情况。父亲约翰·柯林斯·沃伦不仅极大地关注远方的儿子的生活和职业进步,而且要求他要不断把国外外科医学的新发展报告给他。“观察手术,尽量近距离观察。”父亲教导他说。父亲30年前就在巴黎学习。“把重要一点儿的每本新书都给我寄来……”这些指示都不是那么容易执行的。

和小詹姆斯·杰克逊一样,沃伦也定期详细地写信告诉父亲,他是如何利用时间、观察手术的过程、他的教授以及他对他们的评价、他在读的专业书籍和期刊。他的书信书写清楚、字迹清晰,一般能写5~8页。这样,一封封的信非常详细完整地记录和描述了美国医学界学生的生活。

在古老的主恩医院,每一个长长的病房都像城堡的大厅,两侧一排排的病床几乎有上百张。这对于每个第一次看到的人来说都是一种奇观。打蜡的橡木地板擦得锃亮,一切都井然有序。每张床都有单独的白布帘从高处的墙上垂下。窗户大小合适,透光通风良好。即便医院有1200名病人,也不显得拥挤。

几十名圣奥古斯丁教会的修女戴着宽大的白帽,四处忙着,干着护士的工作。美国人的描述中经常表露出他们对“这些优秀的女人”的赞赏,赞赏她们的技术和善良。在和一位同学散步时,小詹姆斯·杰克逊看到了一位护理修女,感叹道:“这是一张多么亲切的面孔呀。”在霍乱肆行期间,他目睹了她对病人和临死的人的悉心照顾。

对于学生来说,在这样的大医院学习,最大的好处就是各类病人或受伤的人数量众多,可以亲眼见到各种各样的病痛。他们可以参与六七例结核病或十几例其他病例的检查,而不是一次就查一两例。几个月的时间,一个学生就能参加50多例结核病的检查。在美国,除了几个医学院之外,都没有要求学生有医院实习的经验。

黎明前,6点钟就开始了第一轮查房。一位名医领着,在烛光下,两三百名学生相随。很多人都到不了病床边,看不到什么。在美国人看来,法国学生们似乎都想尽量挤近些,人们激烈地争抢着那些好的位置。小詹姆斯·杰克逊叙述说,有许多次他挤到床前,要参与检查,当他要把耳朵贴到病人的背上时,“一个法国人的脑袋挤进了我的脑袋和病人的背部之间”。杰克逊立即又加了一句,法国人挤进来时,随口就吐出一句早已准备好的:“先生,对不起!”

温德尔·霍姆斯记得,在外科主任纪尧姆·杜沛伊特朗男爵弯腰看病人时,学生们都挤在他身后,都贴在了他的背上,以至于他得“像甩老鼠一样把他们从他那宽阔的肩上甩开”(霍姆斯的语言天赋出色,从一开始他听课就没多大困难,不到一年他就可以用法语记笔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