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中年》的思想和艺术(第3/7页)

当然,要说对这些普通的人都不关心,那也未必。可是,关心的是什么呢?当秦波对陆文婷的体质不很放心时,赵天辉说了这么一句话:“她在我们这儿,就算身强力壮的了。陆大夫,我记得,你这几年一直是全勤。”这个赵天辉,身为一院之长,他并不懂得陆文婷一家几口,工资多少,住几间房,却能记得她这几年一直是全勤。显然,他关心的只是他手下的人有没有完成任务,却没有关心为了完成这些任务,人们是作出怎样的努力,付出多大的牺牲;却没有考虑作为一个领导,该提供和创造什么样的条件,以便让人们能够胜任并愉快地去完成这些任务。严格地说,他不过是把人当作完成某种任务的一个工具。

这样,我们可以明白,这个普遍的社会问题之所以无法解决的症结所在了。在中年人的苦恼的背后,有一个如何看待人,如何判断一个人的价值的问题;有一个如何对待人的肉体和精神的需要,如何摆正人在革命工作中的位置的问题。长期以来,封建主义的流毒,左的路线的影响,特别是林彪、“四人帮”的破坏,使我们忽视和讳言这个问题。这是存在于我们社会中的妨碍人的积极性的发挥,妨碍人才的成长的不利因素,因而也是影响“四化”进程的不利因素。《人到中年》把这个问题揭示了出来,这是它比同类作品高出一筹的地方。这个主题思想的开拓,和表现在作品中的对普通人命运的关切,对普通人价值的肯定,对普通人所具有的高尚情操的讴歌,一样鲜明地体现了作者革命人道主义的精神。

为了加强主题的尖锐性,作品在展开陆文婷的“断裂”这条主线的同时,揉进了姜亚芬夫妇出国这条副线。

“我是个中国人,不敢说有多么高的政治觉悟,可总还是爱国的,真正希望我的祖国富强起来。”既然如此,为什么却要出国去呢?刘学尧在晚宴上的那一番感慨万千的议论,姜亚芬在机场伴着泪水所写的那封长信,已经把原因说得很清楚了。那就是,他们深深感到了中年人的苦恼;虽然也相信“黑暗已经过去,光明已经到了”,但是,又感到林彪、“四人帮”所造成的一代人的偏见,绝不是短期内就能改变的,中央的政策来到基层,还要经过千山万水;他们既惧怕过去的噩梦,又缺乏等待的勇气。于是,他们出国去了。

对于姜亚芬夫妇的出国,作者是谅解和同情的。这主要表现在作者强调了他们在出国问题上的深刻的内心矛盾,细致而动人地描绘了他们在临行前所表现出来的对于故土亲人的依恋。有的评论者认为,姜亚芬夫妇应该留下,写他们出国,是不好的。而更多的评论者则认为,既然写了姜亚芬夫妇的出国,那作者对他们就应该有所批判,而不能“滥施同情”,甚至认为作者为姜亚芬夫妇洒下的同情之泪,不是增强了而是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感情力量。

我很难同意这种批评。

首先,姜亚芬夫妇的出国,是符合人物自身的性格逻辑的。在十年浩劫中,他们受到过磨难。面对恶意的中伤,无端的诽谤,他们无法像陆文婷那样以“坚强的毅力抵抗着那些袭来的石子,走着自己生活的路”。他们看到了中年人的苦恼这个普遍的社会问题,又不相信这个问题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今天,能够很快地得到解决。他们敏感而又脆弱,既没有坚定的信心,又缺乏等待的耐性。因此,他们终于出国去了。这是人物性格所决定的,怎么能责怪作者呢?

其次,作者对他们的同情也并非“滥施”。他们是值得同情的。不是因为追求纸醉金迷的生活,而仅仅是因为感到不公平的处境难以改变,自己的抱负无法伸展,他们才忍痛离开祖国的。不错,他们也许眼光不远,从个人角度考虑较多。但是,当他们含着眼泪,矛盾而痛苦地离开祖国的时候,只去责备他们,而不去追究造成他们不得不忍痛出走的种种社会原因,那是公平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