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第61/111页）

塞特姆布里尼装出要呕吐的样子。不是那些情景和联想在生理上引起他恶心，他解释说，更多的是在这种对于仁爱行为的理解中表现出来的变态狂悖逆心理，使他反胃。接着，他挺直身板，恢复乐天和庄重的神态，大谈新时代人道主义的扶病济困的先进方式，谈到战胜瘟疫，谈到以讲卫生、进行社会改良以及发展医药科学等实际行动，去对抗人类的可怕灾难。

这类资产阶级的可敬举动，纳夫塔回答，对他刚才提到的事迹都甚少补益，而且对两部分人都如此：病人和受苦人得不到什么，健康人和幸福的人也一样；后者之所以对前者表现温柔敦厚，不是出于对他人的同情，而是为了自己灵魂得救。须知，通过成功的社会改良，健康人失去了为自己灵魂辩护的最重要手段，病人则被剥夺了神圣的地位。因此，为了两部分人的利益，贫困和疾病应该长久存在；这样的观点将一直是正确的，只要可能坚持纯宗教的立场。

那是肮脏的立场，塞特姆布里尼宣布，是愚蠢的观点，对这样的观点他几乎不屑于驳斥。因为“神圣的地位”也罢，工程师跟别人讲的“基督教对苦难的敬重”也罢，统统都是谎言，都建立在欺骗、妄断和心理错觉上面。健康人同情生病的人，并将同情提高为敬重，是因为他简直无法设想，要是换上自己该如何才能忍受那样的苦难——这同情被严重地夸大了，跟病人毫无关系，只是一个思维和幻想的错误结果，表现在健康人把自己的体验方式强加给了生病的人，仿佛后者也是一个不得不承受病人的痛苦的健康人似的——这完完全全是个错觉。病人就是病人，有着病人的脾性和改变了的感受方式；疾病造就了病人，使他与它相安无事，谁也离不开谁；还有感知力的减弱、丧失、麻痹，以及自然的种种精神和道德的适应与缓解措施，都被健康人天真地忽略了。最好的例子就是这儿山上的一帮肺病患者，都那么轻浮，那么愚蠢，那么放荡，那么缺少恢复健康的诚意。简单地讲，只有那个敬重疾病的健康人自己病了，丧失了健康，他才会认识到，原来病人们自成一个等级，但绝不是体面的等级，而过去他自己对它是太认真了。

这当口，安·卡·费尔格跳了出来，反对塞特姆布里尼对肺结核病的诽谤和污蔑。怎么，什么话，对肺结核太认真了？感谢之至！请多原谅！他巨大的喉结和浓密的胡子一上一下地蠕动着，表示不允许人家对他忍受的病痛作任何蔑视。他只是普通人，一个保险公司的旅行推销员，一切高深的思想他都摸不着边际——这样的谈话已经超出他的水平。可是，如果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把肺结核也扯进他所说的范围里——这是个弥漫着硫磺味儿的把灵魂折腾得脸青面黑、死去活来的地狱——那他必须请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多多包涵了。因为这里丝毫谈不上感受力的减弱、麻痹和想象的错误；那样讲是天底下最大最无耻的谎言，谁要不曾像他一样亲耳听见，谁就不可能对它的卑鄙无耻有一个……

哎哟哟，哎哟哟！塞特姆布里尼说。费尔格先生生病的时间越久，他的病痛也将越加了不起，最后简直成了绕在他头上的灵光。他塞特姆布里尼确实不大尊重那种要求得到赞赏的病人。他自己也生着病，而且不轻；但老实说，他反倒为此感到耻辱。再者，他讲的话不是针对个人，而是作一般性的哲学探讨；至于对病人和健康人在天性和感受方式上的不同，他发表的那些见解也有根有据，各位只要想想精神病，想想幻想狂，比如说吧，在他的同行者中如果有一位，就算是工程师或者魏萨尔先生吧，他如果今天傍晚在一个屋角上看见自己已经过世的父亲，看见老人家目不转睛地望着他、和他说话，这对作为当事者的先生来讲无论如何是件可怖的事，是一次极度令人震惊以致于神经错乱的经历，准保会使他马上离开房间，去要求接受精神治疗。难道不是这样吗？然而好笑就好笑在，你们两位根本不可能出这种事儿，因为你们是精神健康的人。可要是你们碰见了，那你们就不健康，就有了病，就不会像健康人似的作出反应，就是说不会惊恐不安地逃出房间，而会处之泰然，好像一切都很正常，并且跟那幻影交谈起来，就像幻想狂患者常做的一样；认为他们这时也会产生健康人似的恐惧，正是没患病的人容易产生的想当然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