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第2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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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悄然无声地生活在他们中间，始终都像在刚刚抵达的第一周那样，时刻准备启程远游，仿佛我们只是为了探访谁才来到这里；也许没必要打开行李……我们已经了解到现实中有血有肉、充满活力的法国人，在我生活中已经发生了什么，我住进了一个法国人家；当然，我大多只是进到卧室，连饭厅都很少进，几乎从来没进去过。我已经了解了法国人家庭，他们请我去喝午茶，请我参加晚宴；在那里，家庭成员们、表亲们和祖母、外祖母们都身穿盛装端坐在沙龙厅内，头上戴着礼帽，手里捧着茶杯，感觉像是场外交晚宴；大家面带微笑地进行“交谈”，嘴里讲完美、圆熟、陈词滥调的社交套话，感觉像陌生旅客们坐在火车包厢里。我已经察觉到隐在他们生活中，隐在他们接触方式背后的那些已经僵死、无可救药的东西；我还察觉到，他们在爱情和思想领域超越了一切文明，始终贴近生活。好几年过去了，我们的行李始终没有打开；不过有的时候，我已经能笑得适时并得体……我还开始怀疑他们的秘密：这是节制有度、黄金比例感的秘密。他们抱着令人惊叹的安全意识和冷漠无情，难道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知道该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比例需要某人或某物并从中获益？我了解到他们令人感动的朴素和有意识的、可以说卑微的平俗。我钦佩他们能对生活中最轻微、最细小的触动而敞开胸襟并暖流暗涌，他们懂得为自然与文明感到欣喜；我钦佩他们敢于承担情感，敢于欣赏和感动；我钦佩他们不为任何人性之事感到羞惭，不为在共同生活中的任何刻意所为和被迫之事感到羞惭；我钦佩他们敢当法兰西人，除此之外，他们敢于且能够站到怯懦跬行的欧洲人前头。

因为他们不能忍受自己在世界上担任的角色被别人抢走，他们不相信也不能接受（我的楼长要比作家或共和国总统还不能接受）他们的“使命结束了”这一事实。他们对世界贡献出了文明，他们必须在未来保持这个在世界精神与物质舞台上的小资角色，这个他们乐意扮演的悲剧角色——阿巴贡[300]。另外，在法国出现了白里安这样让法国承担起欧洲新角色的政治家，出现了不能接受“市民意识形态死亡”（这是战后的一位出色的小册子作者为他的一篇悼文体杂文拟写的标题）的作家、哲学家、小册子作者和银行家们，他们寻找新的口号，以期能够号召法国再一次，可能也是最后一次，发动一场精神类的殖民战争。他们简朴，同时又活得那般优越，招人嫉恨；他们幼稚，同时也以冷峻、锐利的目光审视生活；他们虽然富有和强大，但仍出于恐惧会瑟瑟发抖。给他们的生活笼罩上阴影的是安全的困扰，使他们的生活染病的原因是钱的困扰。法国人悲剧性地向金钱投降；无条件地，竭心尽力地，身不由己地投降。

我们隐忍、孤独地在这座大城市里度过了我们的青春岁月；在这里，我们未抱任何特殊的希望，但我们从周围人身上学会了对生活的赐予心怀感恩。巴黎的岁月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下，照亮了我青春时代的地平线；我们置身于灾难与毁灭之后，也许我生活在灾难与毁灭之前，但是我们在巴黎度过的那些岁月，如同岛屿浮现在青年时代雾霭迷蒙的风景中。在那里，我学会了需求与节俭；学会了感受现实的本领；学会了单纯率真、无须奴颜媚骨，而是心甘情愿地直面生活的行为方式。在巴黎，我永远是一个陌生人；或许，我恰恰喜欢的就是在那里的这种陌生感。我在他们中间，但没有跟他们在一起；我以特殊的无人格状态在他们中间生活了那些年。我喜欢那里的街道、气候、法语、诗人和哲学家、葡萄酒和美食、女人惊艳似火的深色眼睛，我喜欢那里的风景；在第六年的岁末，我甚至惊讶地意识到，我连撒在旅店地板上的锯末都喜欢上了。我陌生地待在他们中间，用他们的话说是“外国佬”；至于他们何以成为法国人，我永远没有学会；但在他们中间，我更加明白地知道了：我何以成为一个陌生人，我如何成为“我”。只是，我一听到有人按五楼公寓的门铃，就立即浑身紧张，即便住了六年之后仍旧如此；我觉得是“敌人”找上了门，但实际上只是送电报或送面包的人在按门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