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11/21页）

写作，是可以让作家在其灵魂中纵容自己谦卑的奢华的唯一准则；否则就会带着冷酷的怀疑站到生活现象的背后，因为在那一瞬间，他在生活的“冒险”和“体验”中绕开了真正、完整的精神生存，从而丧失了作家的名衔。我就这样喋喋不休地诲人不倦。我们寻找生活的样板。女演员认定，“激情使人变得纯净，使人升华”。但是，这种苍白的德国—俄国式的理论并没能打动我。我回答说，只有写作能使人变得纯净。而且，我根本就不在乎一位作家在他生活、宿命所进行的地方，到底纯净不纯净。我只对作品的纯净感兴趣。我认为，假如作家将自己的好奇心给了生活阅历，那么他就迷失了自我。毫无疑问，王尔德在蹲过监狱后再没能写出更好的东西；《瑞丁监狱之歌》只是证明了伟大的才华什么都能忍受，包括“生活阅历”……

我们没有希望达成一致的看法，因为我想写作，而这位年轻女士想要爱谁。当我们动身穿过白雪覆盖的林间小路朝凯赛尔住的小屋走去时，夜已经很深了。房间里头应有尽有，但还是让人觉得像置身于一间旅馆客房，觉得住在里面的人不能保证周末是否付得起房租。房间里有着某种临时性的、既愤世嫉俗又惊恐无望的冷漠氛围，钢琴上摆着酒精炉，餐桌上摆着打字机和刚洗好的、还没晾干的尿布。三个可怜的小孩子在家具之间一声不响地摸来蹭去，孩子们带着本能的敌意，他们知道家里遇到了麻烦，巨大的偶像坍塌了，甜蜜的陌生人在胳肢窝下夹着成包的礼物，带着假装公正的笑容向他们俯身，实际上他们是食人族，靠他们全家人的血肉喂养自己。凯赛尔的妻子是一位高大、肥胖的金发妇人，以痛苦、无声的卑微接待“行善”的女情敌和接踵进门的客人们：一位柏林记者和他的情人，一位未来派诗人和他的妻子，还有一位信奉共产主义的出版商，在聚会上，那人总以一种不满的眼神环顾四周，仿佛这天晚上只有他才真正地理解在天才身上发生的这出人生悲剧，仿佛那个壁毯是他偷的，仿佛凯赛尔的所有著作都是他写的。那位夫人，那位受挫诗人的妻子，后来坐到了孩子们中间，令人感动地将最小的男孩抱在膝头，整个晚上都充满敌意地一声不发。诗人在煮潘趣酒[221]。在这栋房子里，所有人都感觉像在自己家里，而且家里没有一个人，我们的举止都很放松。孩子们不时地开始尖叫或哭闹。

午夜时分，有人送来一封电报，内容是一份美国报纸驻柏林记者发给大家的新年问卷；这位记者想从德国名人们的嘴里知道，他们认不认识六个人；如果认识的话，哪几位是他们想在新的大洪水之日请上方舟的。凯赛尔将电报揉成一团，随手扔掉，神色冷漠地说：“我一个也不救。”监牢并没有搞垮他。在这个人体内蕴藏着出奇的力量。他是第一位我能从他身上直接观察并体验到“天才悲剧”的悲剧样板，他是那类叵测“悲剧”的经典样板。在凯赛尔身上，在他的每句话、每个动作、每个行为里，都能让人感觉到某种宿命的力量，无法仿效、无可指摘的举止，天才的宿命。

我相信，他是一个天才，只出现过一次的天才，一个永远不可能再度出现的人类现象。在我的同时代人里，他是第一个让我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就作品而言，光有“天才”还远远不够；写作为创作者限定了条件，比我们所能想象出的条件要复杂得多，对写作而言，天才的能力只是其中一个条件。不管他做什么，无论他沉默，还是开口；无论他憎恨，还是无聊；无论他突然介入谈话使之发生转折，或是拒绝这样，这都是他，不可被说服，他刚愎自负，冷酷无情，小孩子气，并且——以他怯懦、羞惭的方式——惊慌失措。从他的外表上看，颇像一位超期服役的普鲁士中士。他是一个身材敦实、圆脑袋、小眼睛的金发德国人。一年之后，他加入了德国共产党。有一段时间他销声匿迹。偶尔，剧院里上演他的一两部戏，但并不太成功。在国家社会主义者统治的帝国里，他没有受迫害，因为他是雅利安人[222]，但是他被赶进了巢穴。在新的强权扼住他的喉咙之前，真正的悲剧已经把他淹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