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第8/20页）

但是，无论老布罗克豪斯，还是亲爱的银行的善心，都无法把我从没钱的窘迫中解救出来；我三天两头身无分文，徘徊在莱比锡街头，就像马伊·卡洛伊小说里描写的在沙漠中迷途、饥渴难耐的主人公。当时我并不知道，我的生活技术根本是错的，由于“长期”泡在咖啡馆里，我在那里花的钱比最为奢侈的、我能够担负得起的娱乐要多得多。我的钱都给了咖啡馆；我的住处没有供暖，因为我把供暖费花在了去咖啡馆取暖。我不是去新教救济站蹭饭，就是从书籍、罐头中摄取养分，因为我把本该正经吃饭的钱都花在了咖啡馆。我付小费，存衣服，买报纸，给看厕所的妇人钱——我把许多钱花在泡咖啡馆上，那笔钱足能养活多口人的德国家庭。我有一个偏执症，只要见到报纸、杂志就会买下，将口袋塞得满满的。我还买外国出版的外文报，比如瑞典或荷兰报纸，尽管上面印的单词我一个都不认识。我买那些连出版商都不指望有人买、令人绝望的文学杂志，比方说，《安狄米恩》那类。在我的外套口袋里，总揣满了名声不佳、毫无价值的新闻产品。每天早上，我都坐在咖啡馆里，阅读这些印刷品。那架势好像要干出点什么。我对世界上的不可理喻之事，对混乱无序感兴趣；没有人遵守任何游戏规则……报纸教我们的就是这些。可是，我的钱越来越少。亲爱的银行和布罗克豪斯大叔，终归也只是出于礼貌地借给我为数有限的一点点钱。有一天，我在墨丘利咖啡馆里下定决心，要从事某种“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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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斯·雷曼[169]是一位萨克森幽默家的名字，那年秋天，他在莱比锡创办了一份名为《龙》的周刊。这本《龙》鞭挞了萨克森人生活传统在当地的表现，讥讽了地方陋俗，特别是小市民心态。想来，在莱比锡这座有上百万人口的城市中，在火车站、市政府大楼、屠宰场和民族英雄纪念碑处，在这个曾经“最大的”、不管怎么说也曾是德国“王宫”所在地，在这个哮喘性的、令人窒息的小城市里，无时无地不打着小市民的烙印。《龙》中写了萨克森人吃什么，萨克森人觉得什么很幽默，萨克森人喜欢或讨厌什么样的方言，哪种萨克森人是最让人尴尬、最各色的萨克森人。可以想象，这本杂志惹人关注，萨克森人对这种无情的剖析并不太高兴。雷曼自己也是萨克森人，他对自己的家族非常了解。周刊不报道当地丑闻，始终保持严肃、坚定的批评态度。有一天，我写了一篇小杂文，描述一个人在莱比锡感到怎样的陌生。我将写好的文字塞进一个信封，寄给了雷曼。这是我写的第一篇德语文章。我盲目自信地用外语写作；后来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诧，是一种怎样的不自知之明和无耻的勇气怂恿了我，居然敢用一种我虽然能说能懂但从不曾写过的艰涩外语写下自己的所思所想。假如有人问我，我今天也不清楚某些德语名词为什么要用“n”做中性词尾——当时我也回答不出这样的问题，但我抱着夜游神的自信使用动词和名词，调换“als”和“wie”，选择词汇，真的就像做梦一样……我十分自信地用德语写作，好像从来就不曾用别的语言思考过。我很可能写错了什么，但是不管怎样，我写的是德语；后来我才知道，我写的可能是结巴的德语，就像一个小孩子或词语贫乏的人用母语结结巴巴地讲话。雷曼读了那篇文章，觉得那是用德语写的，并且登在了杂志上。我读到它时，心怦怦狂跳，认为自己能用德语写作了……我感觉自己潜入了深水。我看到了我的生活与规划的新的可能性。我何时何地学会了德语？我在学校里几乎没怎么学，我虽然在祖父母家里讲过齐普塞尔味的德语，但也不可能在记忆里留下如此之多。我讲德语是非常流利，但我在哪里学会了写呢？也许，我的德语知识是从我的萨克森农民祖先那里继承来的，是他们留给了我一些含糊的记忆，现在，当我置身于萨克森人中间，这种能力便从天而降。就像一个站在钢丝上的人被允许跳下，突然感到自己成了自由人，带着得意忘形的自信在德国的海洋里扑腾撒欢。这对我来说是无价的厚礼；当时我并不知道，外语只是拐杖和助手，一个人并不能因为会外语而无条件地成为作家。作家只能在母语环境下生活和写作；我的母语是匈牙利语。因此，十几年后，我还是回到了气氛恐怖、满目疮痍的家乡；那时候我已经能用不错的德语写作了，能喋喋不休地讲法语，即便如此，我还是为自己的外语口音感到焦虑，脸色苍白地逃回家，逃回到母语的环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