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向山举目[1]（代序） 重读太宰治（第2/4页）

由于有这样的自身经历，太宰治在这个短篇中，颂扬了主人公梅洛斯信守诺言的行为，展示了正义、友情和信念的巨大力量。情节引人入胜，环环紧扣，人物形象立体，对白生动，堪称精品，常常入选日本中学教科书。

《潘多拉之匣》（1946）是一篇书信体小说，其素材也是来自他人的日记，是根据太宰治年少的朋友木村庄助的日记改写的。该日记记述了身患肺结核的庄助在“健康道场”疗养时的琐事。

主人公是患了结核病、自暴自弃的富家公子小柴利助，在日本战败日他突然醒悟，决定去名为“健康道场”的疗养院接受治疗。在这里，他被起了“云雀”的绰号，他的情感在稳重温柔的护士长竹姑娘和可爱多情的护士麻儿之间摇摆不定。他将自己纷乱起伏的思绪记下来，寄给诗人朋友。此外，通过与极富个性的病友们的接触，“云雀”逐渐恢复生命活力……小说充满诗意地歌颂了青春和爱情的美好，被界定为青春小说。

从采用《潘多拉之匣》这个题目来看，也可以探究作者的用意。希腊神话中，宙斯用黏土做了个女人潘多拉送给人类，作为对普罗米修斯盗火的惩罚，潘多拉来到人间后，出于好奇打开宙斯让她带来的魔盒，于是贪婪、虚无、诽谤、嫉妒、痛苦等邪恶通通被释放出来，当她赶紧盖上盒子时，里面只剩下了“希望”。因此，潘多拉之匣象征了不幸与灾难，然而，这篇小说似乎反其意而用之，即无论生活中遇到多少不幸，至少还有“希望”存在。

作者借主人公和病友之口将苦闷的心绪用诙谐幽默的笔法写出，寄托了自己在战后废墟上萌生的对未来的憧憬。内容令人振奋，文笔十分流畅。是太宰治不多见的积极而阳光的作品。

也许因此之故，早在战争期间，即1943年10月已完成小说《云雀的声音》，却因出版社怕通不过审批而延期出版。翌年准备出版途中，又因印刷所遭到空袭而使原稿被烧毁遗失。直到1946年才发表的《潘多拉之匣》，是在《云雀的声音》基础上重新执笔再创作的成果。

2009年，太宰治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潘多拉之匣》被搬上了银幕。

《维庸之妻》（1947）是以妻子的视角展开的作品。丈夫大谷是个落魄小说家，一个维庸[2]式的人物，生活放纵、颓唐，与《斜阳》《人间失格》里的男主人公有着共同之处。大谷的妻子为了替丈夫还清债务，背上孩子去了丈夫欠债的酒馆打工抵债。在与食客的打情骂俏中，妻子找到了某种快慰。一天在酒馆里，她见到了丈夫和情人，但脸上的表情依然很淡定，生活就这样平静似水地继续着。在小说的结尾，“维庸”之妻缓缓说道：“人不是人也无所谓啊，我们只要能活着就行了。”貌似平静的生活，却掩盖了万般无奈与绝望。体现了太宰治对人生对自我否定。作者的化身大谷觉得无论怎么努力，还是免不了被生活玩弄，即便妻子被人强暴，他也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在他们夫妻看来，“只要能活着就行了”。小说通过这样可悲可叹的故事情节，淋漓尽致地描绘出了出场人物虚无的生活态度。

2009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第三十三届世界电影节上，《维庸之妻》荣获最佳导演奖。

《斜阳》（1947）是日本战后文坛非常重要的作品，曾创下战后文学作品畅销的纪录，“斜阳族”一词作为没落贵族的代名词而广为人知。作品表现了战后贵族后裔的社会地位日益衰微，荣华不再的窘境，也可以说是太宰奉献给没落贵族的挽歌。

《斜阳》是作者依据情人太田静子的《斜阳日记》写成。采取穿插手记、书信等形式描写一个没落贵族家庭的凄凉景象。有人称之为日本版的《樱桃园》（契诃夫著）。小说出场人物主要是四人，但作者着笔刻画的是两个人物，即女主人公和子和她的弟弟直治的生存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