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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诅咒上帝，脑海中浮现出上校挂着冷笑的苍白面容。我要活下来。

“七月，海因里希·希姆莱访问了索比堡。那天刚好从西边运来了一批犹太人，所以他可以目睹屠杀的全过程。从火车到站到六个焚尸炉中的最后一缕青烟消散，总共不到两个小时。在此期间，犹太人的每一件物品都被没收、分类、登记、保存。就连女人的头发都在二号集中营剪下来，编成毡子，或者絮进U型潜艇士兵的拖鞋衬里。

“我在到达区搜检行李时，集中营司令官领着希姆莱及其随从经过。我对希姆莱没有多少印象——他留着小胡子，戴着眼镜，个子不高——但我立即认出了走在他身后的金发军官。是上校。上校两次俯身在希姆莱耳边低语，这位党卫队全国领袖转过头，对上校露出古怪的阴柔笑容。

“他们走到距我只有五米的地方。我弯腰工作，抬头偷偷瞟了上校一眼。他正直勾勾地看着我。我觉得他没有认出我。虽然我逃离切姆诺只有八个月，但在上校眼中，我肯定只是一个搜检死者行李的普通犹太人。这是老天赐给我的大好良机，但我犹豫了，于是一切都不可挽回。我觉得我当时可以够到上校。我可以在枪声响起前，掐住他的脖子。我甚至可能抢走希姆莱身边军官的配枪，在上校还未反应过来之前打死他。

“我至今都不明白，当时阻止我动手的除了惊讶和犹豫之外还有什么。肯定不是恐惧。早在毒气室大门被关上之前的几个星期，我的恐惧就同我的其他感情一同消失了。不论出于何种原因，我犹豫了几秒，也许有一分钟，于是时机永远地丧失了。

“希姆莱一行继续前进，穿过大门，朝集中营司令官的办公楼走去，那里又被称作‘快乐的跳蚤’。我看着他们消失在门后，士兵瓦格纳开始对我大吼大叫，命令我继续工作，或者去‘医院’。没有人去了医院还能回来。我低下头，接着干活儿。

“那天剩余的时间我都紧盯着门口，晚上也没有睡觉。我第二天也在寻找再见到上校的机会。但我失败了。希姆莱一行当天晚上就离开了。

“10月14日，索比堡的犹太人发动了起义。我事先也听闻了起义的消息，但那听起来相当不靠谱，我压根儿没有理会。他们反复商量，最后定下的方案居然是杀死几个士兵，然后一千来个犹太人发疯似的跑向大门。大多数起义者在头一分钟就被机关枪扫倒。疯狂的行动爆发时，我刚从车站干完活儿回来。押送我们的下士被冲在最前面的起义者打倒。我别无选择，只好跟着大家一起跑。我知道我的蓝色工作服会引来哨塔上乌克兰人的射击。但我躲到了大树背后，我身边的两个女人则中弹倒地。我在树下换上一个老人的灰色囚服。老人刚逃入森林的安全地带就被一发流弹夺走了性命。

“我想那天有大概两百人逃离了集中营。我们要么孤身一人，要么三五成群，大多数情况下都没有组织。获得自由后，筹划逃亡的人们无法保证大家的生存。大多数犹太人和苏联囚犯后来都被德国人追捕射杀，或者被波兰游击队发现后遇害。许多人在附近的农场中寻求庇护，但很快就被告发。一部分人在森林里活了下来，一部分人穿过布格河，去找向西推进的苏联红军。我很幸运。进入森林后的第三天，我被一个名叫奇尔的犹太游击队发现，他们的首领是一条英勇无畏的汉子，名叫耶切尔·格林斯潘。他将我带进游击队，命令队医照料我，使我恢复体重和健康。从上一年冬天起，我的脚第一次得到了适当的治疗。我同奇尔游击队在猫头鹰森林中游弋了五个月。我充当队医雅克兹克的助手，挽救了不少人的性命，有时甚至是德国人的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