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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挤成了一团，推搡，叫喊，呻吟。足足一分钟，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然后，管子开始震动，嘎吱作响。毒气就要来了。人们纷纷从喷头下躲开，但我没有。我站在喷头的正下方，抬起头。我想起了我的家人。我遗憾自己没有机会同母亲和妹妹道别。就在这一刻，仇恨终于填满了我的心胸。我怒火中烧，上校的脸占据了我所有的思维。人们大声哭喊，管子嘎吱晃动着，将里面的东西喷在我们身上。

“是水。水。浴室尽管每天都会用毒气杀死数千人，但同样每个月会给少数人真正的淋浴。浴室没有被封闭。我们被领到外面，除掉身上的虱子，剃了光头。我拿到一套囚服。我的手臂上被文上了一串数字。我想不起自己是否感到了疼。

“索比堡每个月都会选出少数囚犯来从事集中营的日常杂务。我们这拨人被选中了。

“我呆呆地回到刺眼的阳光下，仍然不敢相信自己还活着。但就在这时，我终于意识到，我被某种主宰命运的存在选中了，我活下来是为了完成某项任务。我依旧拒绝相信上帝——任何背叛了他的子民的神都不值得我信仰——但从那一刻起，我相信我能继续活下去，一定是有理由的。那个理由具象化为上校那张狰狞的面孔，我至死都会将它烙印在脑中。没有一个犹太人能说得清为何我们的民族会遭遇这场空前的灾难，更别说我当时只是个十七岁的少年，但我完全理解上校有多么邪恶。我要活下来。我要活下来，尽管我已经无法对活下来的命令做出反应。我要活下来，坦然应对命运施加给我的一切。我要活下来，就算吃再多的苦，受再多的罪，我也要消灭上校。

“接下来的三个月，我都住在索比堡的一号集中营。二号集中营是一个火车站。没有人从三号集中营里回来。他们让我吃什么我就吃什么，让我什么时候睡觉我就什么时候睡觉，让我什么时候排便就什么时候排便。我从事所谓‘火车站突击队队员’的工作。我披着蓝色袍子，穿着绣有黄色‘BK’标志的蓝色工作服。我每天都要接待好几拨被送到集中营的犹太人。直到现在，我晚上都无法安睡。我常在梦中看见那些闷罐车，车上用粉笔写着那些人的来源地：图罗宾、格兹考、乌罗达瓦、希德尔斯、伊斯比卡、马库格佐、卡莫罗、扎莫斯科……我们从那些头晕目眩的犹太人手中接过行李，发给他们行李寄存单。因为波兰犹太人往往会激烈反抗——这减缓了屠杀的速度——我们只好故技重施，告诉那些幸存下来的犹太人，索比堡只是中转站，在这里短暂休息后，他们将被安置到别的安置中心。有段时间，车站的站牌上甚至标出了到那些子虚乌有的安置中心的距离。火车不断将犹太人从各地送来：巴拉诺、里基、杜比恩卡、比阿拉泼拉斯卡、乌查聂、德姆布林、雷乔伊克……我们每天至少要寄一次明信片给那些仍在路上的犹太人。明信片的内容都是预先写好的：我们已经抵达了安置中心。这里的农活很重，但阳光很好，食物也好多了。希望能尽快见到你。犹太人被要求在明信片上写下地址，签好名，然后他们就被送进了毒气室。夏季快结束时，大部分犹太人隔离区都被清空了，就不再需要玩这个把戏了。康斯科沃拉、约泽福、米稠、格拉波维克、卢布林、罗兹——来自这些地方的火车都没有运来活人。这时，我们就只好将行李寄存单放在一边，爬上弥漫着腐臭味的车厢，将赤裸的尸体拖下来。这活儿我在切姆诺也干过，但这里的尸体有时会僵硬地搂抱在一起，因为火车偶尔会在郊外的岔轨上停留几天乃至几个星期，饱受烈日暴晒。有一次，我见到一个年轻女人同一个孩子和一个老妇人紧抱在一块儿。我去拉女人，结果竟然把她的胳膊拧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