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周年纪念版序言（第9/15页）

后来我才知道，她当天那身黑网是一个比喻。这张网网住的不是她，而是我。在未来的十几个月里，这张网将缠在我身上，越勒越紧。

卡伦和我那年秋天从普罗维登斯回来之后，我告诉她，我的书稿将面临大规模的编辑和修改。我们决定，我将尽其所能地协助编辑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

1987年1月开学后，那个学期，我每天仍然要花很长时间为APEX项目工作，但每天的最后几小时，我可以去拜访由我们监督其项目进展的十九所学校中的一所或几所，所以我可以每天只坐班半天——当然，这也意味着，我的收入会减半。虽然我每天仍然有八小时、每周仍然有八十小时为APEX项目工作，但在工作日的下午，我可以抽出几个小时出来。我的新出版商和编辑将在1986年圣诞节前把修改建议反馈给我，我打算用挤出来的这几个小时处理他们的反馈。

说实话，我收入减半后，卡伦和我的生活将十分拮据——我们的主要收入来源依然是我的工资，我们还有一个四岁的女孩要养，房贷也才刚还两年。当初我们之所以敢于贷款，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写小说可能会提高收入。何况我们还被告知，如果我的修改令新编辑满意，就能拿到剩下一半预付金的一半，并在出版之后拿到另一半——尽管我的书离出版那天似乎还遥遥无期。

于是，我做出了令教师同事和学区管理者惊讶的举动：拿着一半的薪水，却干了百分之九十该干的工作，为的仅仅是每个工作日下午能抽出两三个小时来。我的编辑承诺说，她的“详细修改建议”将在感恩节前发给我。

可是，1986年的感恩节前，我并没有收到她的建议，直到圣诞节都没有。

我继续拿着一半的薪水干着全天的活儿，望眼欲穿地等着。

直到1987年的复活节，她的修改建议都不见踪影。四月过去了，五月上旬也过去了。我仍在等待。

就在正常学年就快结束的时候（这一学年，我只拿了一半的薪水，但几乎干完了全部工作），我的编辑的信件终于雪片般飞来（那时候还没有电子邮件这种东西）。

她兑现了承诺——她的信写了很多页，全是单倍行距。第一份修改建议信长达十六页。

但我几乎无法理解她的修改建议。它们是相互矛盾的。我很快就明白，她的主要意图是，《魔鬼在你身后》必须大幅缩减字数，我当然知道出版商提出这种要求的原因。这本书太长了，很不适合出版。不过，我大概就在那时同罗伯特·里克·麦卡蒙谈了谈——他的畅销恐怖小说《天鹅之歌》也是大部头——里克说，一本书只要上了五百页，其单位成本就会降下来。他说出版商只是习惯性地对大部头持谨慎态度，除非是斯蒂芬·金写的（就连金，出版商也让他把《末日逼近》删了六万字）。

不管怎样，我硬着头皮开始删改《魔鬼在你身后》，同时尽量完整地保留本书的灵魂。但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这边还没改完，她那边又寄来了二十页的修改。这一次，我的编辑告诉我：“删掉大屠杀的情节。这同故事核心没有关系，只会拖慢情节。”

同故事核心没有关系？

在我看来，大屠杀这部分就是小说的核心。

自从高中以来，我就对大屠杀倍感兴趣——就算说“着迷”也并不过分。读大学的时候，我曾查阅德语文献，对特别行动队进行了独立研究。这支队伍的大部分成员是前警察、公务员，甚至还有教师，负责对东线的犹太人进行集体枪决。

现代发达国家的一群文明程度应该最高的人，为什么会变得如此野蛮残暴？

德国将现代工业国家的力量同行政和技术手段结合起来，用于达到种族灭绝的目的，这就是大屠杀。在我看来，大屠杀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对邪恶的登峰造极的崇拜。毫无疑问，大屠杀是二十世纪最惨痛的历史教训。